每当我把这些分析送到内政部供他们日常估量敌情用时，总有一番争执。K 处的约翰·艾伦总是不断对我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艾伦过去是个律师，现在是K 处的暴发户。
“你不能这么说，伦敦不可能有这么多谍报员，内政部永远不会相信。”
然而，利艾林的叛逃消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他确认了行动分析项目估计的数字，即大约有四百五十名谍报员在伦敦，并认定指挥员在这些谋报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行动分析项目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的统计数据是可靠的。同时也很明显，并不是所有增加的间谍都是低级的。弗·琼斯向内政部陈述了要大批驱逐苏联外交官的主张，我从来没见到他在工作中有过这么大的决心。最后，特德·希思和外交大臣艾赖克·道格拉斯·霍姆一致同意由霍姆主动去找苏联外交部长阿历克谢·科西科，向他建议暗地里悄悄撤走一些苏联谍报人员，然而对方却傲慢地否定了这一建议。
驱逐苏联外交人员被认为是整个西方情报界的一次战果辉煌的袭击，我们收到每个情报部门首脑人物的贺电。这是弗·琼斯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另外，我们的驱逐计划没有泄漏给俄国人的事实证明无论过去怎样，军情五处的高级阶层肯定没有内奸。这无疑为琼斯的胜利又增添了光彩。
安格尔顿全力支持我们驱逐苏联外交官员。他说长久以来他一直想在华盛顿发动类似的行动，然而却遭到亨利·基辛格的坚决反对。安格尔顿告诉我，基辛格听说英国人驱逐苏联外交官员以后，大为恼火。当时他正在拼命追求同苏联的缓和。他怒气冲冲地给中央情报局发了个备忘录，告诉他们如果他预先知道这个计划，他会使用手中的一切权力使它破产。幸运的是，中央情报局向基辛格如实反映他们事先不知道这个计划。
可是安格尔顿怀疑利艾林。利艾林叛逃以后，安格尔顿秘密访问过伦敦。由于他一直扮演着一种预测未来的黑暗角色，因而消耗了他的精力，他脸色比以前更加难看了。他把自己看作是卜算西方没落和末日的卡桑德拉。他认为利艾林是苏联安插的一个间谍，并在马尔博罗大街开会时告诉我们他的这一想法。
“啊！吉姆，你瞧，”我说，“利艾林没那么重要。他不过是克格勃的一名小卒，他们怎么可能对他的假情报感兴趣？”
安格尔顿感到自已被出卖了，我们在指挥利艾林时并没有告诉安格尔顿。安格尔顿冷冷地告诉我们英美协定的整个目的就是交换全部情报。一九七0 年的伦敦对安格尔顿愈来愈忍受不了，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对安格尔顿的所有想法和理论都公开抱着敌对态度。安格尔顿甚至在军情五处内部也开始树敌了。
以后我们才知道安格尔顿处心积虑地破坏利文林的声誉到了何种程度。利艾林交待以后，我们按常规把我们载有利艾林资料的情报摘要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让他们转给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理事会，最后由安全理事会呈交总统。
几个月以后，埃德加·胡佛到佛罗里达度假，并找机会在尼克松总统在比斯坎岛上的度假别墅里拜会了他。
“您以为英国人根据利文林所提供的情报所写的报告怎么样，总统先生？”
“什么报告？”尼克松问。他从没收到过这些报告。
胡佛回去找基辛格核实，基辛格也没收到过这些报告。基辛格跑到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报告锁在安格尔顿的保险柜里。他肯定利艾林是打进来的间谍，因而干脆拒绝传阅这些文件。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汤姆·卡拉马辛斯严厉训斥了安格尔顿，从此安格尔顿便一瓶不振了。
安格尔顿垮台的根源在于很早以前的戈利金与诺森科之间的宿怨。对安格尔顿来说，诺森科是间谍这种说法才是一种保证，它保证了戈利金在六十年代早期叛逃者中的主导地位。我记得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卡扎布会议以后，我曾告诉安格尔顿我将取道美国回国。我女儿住在波士顿，我想公私兼顾，去看看她。我刚告诉他我要去华盛顿，他立刻变得非常专横。他对我说，除非他不在华盛顿，否则我没有权力到那里去。那时我想他的这种担心与以色列人有关。当时的中东正在酝酿一场风暴，安格尔顿总是以一种嫉妒的心理保护他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关系。他知道我是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的知心朋友，便经常企图破坏我们的友谊。有一次，他甚至写信给琼斯，企图割断我和罗思柴尔德的友谊，他信中说我们的关系影响了中央情报局同摩萨德的联系。但琼斯却对他的信不屑一顾，这正是这封信应该得到的报应。
实际上安格尔顿的恼火同以色列无关，我了解到了真相。就在卡扎布会议开始以前，中央情报局由一位名叫布鲁斯·索利的安全官主持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结果表明诺森科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名真正的叛逃者，虽然这无法解释他那自相矛盾的故事。安格尔顿却不顾这件事对诺森科和戈利金情报的影响，从未向英国人透露过这件事。很明显安格尔顿害怕一旦我访问了华盛顿便可能会通过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索利的报告。
诸如此类的事件损坏了安格尔顿的声誉。诺森科和利艾林事件大大动摇了安格尔顿的知心朋友和长期为他说话的人的信念。我们开始怀疑，安格尔顿所说的他拥有的秘密情报源是否确实存在。也许这只是一个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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