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了间谍的价值。
“如果你想监视这些团体的话，应当使用间谍，”我后来私下对汉利说，“如果你把所有技术经费都用于对付他们的话，将来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对邮局终究不能像对自己人那样信任，邮局是肯定会出差错的。”
我对于计算机工作小组的看法也一样。我很快明白了F 处对计算机小组有兴趣主要在于建立广泛的计算机网络，主要是同纽卡斯尔全国保险计算机公司的网络。过去我们总是可以从全国保险记录中得到材料，只要我们真正需要的话。我们在那里有几个秘密工作人员，一旦我们需要什么资料，就可以和他们联系，然而这与他们所要建立一个直接的计算机网络完全是两回事。
我并不是唯一被这些变化搅得心烦意乱的人，在老的反苏情报官员中还有不少人也对此不安。我们看出，以前的辛勤劳动将在追踪这些无足轻重的左翼团体中丧失得一干二净。再者，向计算机时代进军意味着降低情报人员的价值，以后我们将成为数据处理员了，只要按一下键盘，就可以扫掠成千上万的姓名。
在最后的几年中，我愈来愈多地听到人们感叹“情报工作的乐趣已经消失了”。
汉利却没有意识到他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出来会让人相信的，当我们闯入苏联外交人员的住宅时，公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我们在大范围内搞监视活动，则将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人们会说我们在搞“专制主义”。
D 处的老一辈官员认为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核裁军运动等团体与该处的宗旨关系不大。诚然，我们应当注意他们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就满足了，因为他们并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标。克格勃的主要目标仍是情报部门和文职部门，而六十年代，工会和工党也日益成为他们的目标了。
六十年代以来，军情五处的档案里有一大批有关克格勃对工会和工党进行渗透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捷克叛逃分子：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列出一批工党政治家和工会首领的名字，说他们是东方集团的代理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被挖了出来，例如议员威尔·欧文一案。欧文承认曾在十年当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人员提供了情报，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万的英镑。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诉时，则因为欧文没有接触过机密，而那个捷克叛逃分子又没有在欧文受审时提供文件证据，因而欧文被无罪释放。
汤姆·德赖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议员。我要亲自见他，他最后终于承认他财迷心窍，正在为捷克上司提供情报。后来我们又对德赖伯格盘问了一阵，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关工党某些人的桃色新闻外，再没有提供我们感兴趣的事了。
德赖伯格所提供的情报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给一位内阁部长，以便这位部长能和他的情人幽会。德赖伯格企图查明这位部长新欢的身份。一天傍晚，部长离开公寓后，他搜查了房间，发现一封写给工党著名女党员的信。德赖伯格说当时他委实吓了一跳。后来他向部长谈了这件事并提醒他小心，防止他的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话柄！德赖伯格肯定把这些事告诉了他的捷克朋友们，他对工党内部机密的关心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捷克叛逃者说，另一个为他们工作的议员是约翰·斯通豪斯。我们曾对他进行了口头审讯，当时哈罗德·威尔逊也在场，斯通豪斯矢口否认他的罪行，我们只好撤回了对他的起诉。
这就是形成军情五处与首相之间曲折关系的前后情况。人们写了许多关于哈罗德·威尔逊和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的书，但其中有些情况不够准确。我以为哈罗德·威尔逊和军情五处的故事应起始于一九六三年休·盖茨克尔的逝世。盖茨克尔是威尔逊以前的工党领袖，我不仅认识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乐部认识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还告诉我他要去苏联。
盖茨克尔去世以后，他的医生同军情五处联系要求会见安全局的人。反苏联间谍工作负责人阿瑟·马丁去接见了他。医生向马丁解释说他对盖茨克尔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说盖茨克尔死于一种破坏人体器官的疾病，叫做扩散性狼疮。他告诉马丁，这种疾病在温带气候的国家是少见的，而且无法肯定盖茨克尔最近去过什么可能传染上这种疾病的地方。
马丁建议我到波顿草原，即国防部化学和微生物实验室去一趟。我去拜访了化学武器实验室的负责人拉德尔博士，向他征求意见。他说没人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患上狼疮的，有人怀疑狼疮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疮的人是怎样把这种病传染给别人的。我回来后根据上述情况写了个报告。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动交待说，在他最后几年的间谍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湿事件”处，即十三处有过交往。这是一个专管暗杀行动的处。他说在他离开前，曾听说这个处正在计划暗杀一位欧洲的高级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领导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间谍。他不知道暗杀计划在哪个国家进行，但却说十三处的处长是罗丁将军。罗丁在英国呆了许多年，由于升任十三处处长而调回国，他对英国政界的情况一定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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