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对的。我只剩下一年多时间就要退休了，为什么要为了一时的疯狂而毁了一切呢？
几天以后，我告诉那伙人的负责人，我不愿意去搞档案。
“我很乐意帮助你们，”我说，“但我不能冒这个险。现在我只能拿到一半退休金。我总不能连这点退休金也不要吧。”
参与这项活动的一些人态度很激烈。他们不断说这是把威尔逊拉下台的最后机会。
“你一旦退休，”他们说，“我们就再也搞不到这些档案了！”
但我决心已定。即使他们笑话我胆小，我也决不动摇。
一九七四年的整个下半年和一九七五年初我尽量呆在国外，在世界范围内追踪“维诺纳”通讯。有关威尔逊的整个故事并没有出现，但我很清楚，这伙人仍在竭尽全力推行他们的计划，难怪后来威尔逊说他是阴谋的牺牲品！
一九七五年夏，我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在洛基茨一同吃饭。我们俩定期在一起吃饭，他了然一身，喜欢在每天晚上闲扯一阵。在两次失败以后，他终于爬上了军情六处的最高层。我真为他高兴。莫里斯是个好人，很少管闲事。那天晚上，我看得出他有心事。
他谈起威尔逊。他问我，那儿的人们情绪怎样？他不断听到各种谣言。
我什么也没透露。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在破坏这个国家。”
显然莫里斯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这个话题。
“你没说实话。”他最后说。
“我不这样认为，莫里斯……”
“我昨天受到首相的接见，”他说，突然改变了语调，“他谈起有人在搞阴谋。很明显他已经听说你那一伙人在四处活动，煽风点火，反对他、马西姬·福肯德和唐宁街十号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来，仿佛对谈论这件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很严重，彼得，”他又说，“我要知道一切。你知道水门事件在华盛顿搞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万一不小心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件。”
我又要了杯白兰地，决定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去年夏天反威尔逊计划告诉他以后，他问我汉利是否知道。
“他不知道。我看最好还是忘掉这事吧。”我说。
“我要你明天回局里去把这一切统统告诉汉利。”
他迈着踉跄的步伐向床边走去。
“别怕，”他回过头对我说。
“我不会怕的，”我说，“再有几个月我就退休了！”
第二天上午我见到了汉利。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色像纸一样白。也许他曾经怀疑过局里反威尔逊的情绪会高涨，但现在他才听说手下有一半人卷进了这场推翻首相的阴谋。这时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当官。
可笑的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生莫里斯的气。
“该死的莫里斯，”他怒气冲冲地叫道，“居然管起我们的事来了。”
当他镇定下来以后，便问我这些阴谋分子的姓名。
我告诉了他这些人的名字，木已成舟，我无法再拒绝了。当我报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时布伦特的心情。戴上面具去出卖别人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你能照顾照顾他们吗？”我问汉利。
“一定得调查，当然。”他说。
威尔逊的事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军情五处。以后汉利再也没和我提及这事。我听说一名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受命对内阁进行了私下调查。以后又听说汉利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在招募人员方面，试图向军情五处输进新鲜血液。这大概可以解释在我退休定居澳大利亚不久收到的那封迈克尔·汉利的秘密来信。
“当你知道公司通过最近的检验，并且在正常工作的消息以后，一定会感到欣慰。”汉利在信中写道。
这以后不久，威尔逊就辞职了。正如我们在办公室里常说的那样：“政治家们来去无常，而安全局却永远向前。”
有关哈罗德·威尔逊的街谈巷议很快平息了，正如一九七四年霍利斯事件突然起死回生一般。霍利斯事件自从一九六九年审理过以后就一直无人问津。我原先以为汉利接管后可能会重新审理，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意图是少管闲事。他极力想忘记过去的伤疤，而且急于想把我同K 处的案子以及现行的调查分开。
每当我提及这事，他总是说：“我很坦率。”
惧怕丑闻，成了六十年代负责处理动乱官员的最大顾虑。但现在不管问题是大是小，人们愈来愈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了结了。我与维克托讨论是否有可能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现在还为时过早，”他总是这样对我说，“还得等一等。我将设法把这件事告诉特德，但不是现在。我们要让汉利从危险中拔出来，整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们必须再等一等。”
一九七五年大家以为布伦特患了癌症，不会久于人世。这时对丑闻的恐慌达到了高峰。维克托向我打听，我是否以为布伦特会立下遗嘱在他辞世以后发表，揭开整个事件的真相。我也曾经常常向布伦特问起这事，他一直否认有这种打算。然而，他的语气充满了报复，我不敢贸然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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