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利斯让我起草一份详细报告，阐明新技术在朗斯代尔一案中所起的作用，并鼓励大家在以后的反间谍工作中采取类似的新技术。我到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朗斯代尔、克罗格夫妇、霍顿和吉都在那里受审。霍顿和吉脸色灰白，在被告席上焦急不安地向法庭的四壁张望。
朗斯代尔和克罗格夫妇却对审判毫不在乎。克罗格夫妇不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或者相互递小纸条；朗斯代尔则一言不发，直到最后他才向法庭申说他的活动与克罗格夫妇无关。但美国人却很快认出了克罗格夫妇，原来他们是与罗森贝格核间谍案有牵连的莫里斯·科恩和朗娜·科恩，现在联邦调查局正在四处通缉他们。这一发现使我十分尴尬，因为在逮捕他们的前几个月，我曾在华盛顿见到联邦调查局A 处一科的阿尔·贝尔蒙特，并向他汇报了案情的进展情况。当时他就怀疑克罗格夫妇就是科恩夫妇，但却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结果没有及时进行调查。朗斯代尔的身份就更神秘了。我们过了一年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科南·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克格勃官员，冒名戈登·朗斯代尔，真正的朗斯代尔则是芬兰籍的加拿大人，一九五五年就病故了。
我对朗斯代尔的案情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向通讯总部要了一些涉及秘密无线电广播的苏联间谍档案，比如像朗斯代尔案件的档案。他们向我提供了一百份活页材料。这些材料首先列出了间谍的个人详细情况——何时开始间谍生涯、何时结束、目标是什么、为哪个部门服务等等，而后详细概括了间谍的通讯计划，最后是间谍接收从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清单，其中包括次数、组数、使用密码系统的各种细节，以及改变密码的日期等等。
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并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克格勃，一类是格鲁乌。然后又按照各种间谍的种类进行细分：分为单人、长期潜伏者、积极联系一两个助手的非法间谍、以及非法间谍组的常驻联络官等。分完这些材料以后，我吃了一惊，发现不同种类的间谍有各自不同的通讯方式。我们从他们各自使用的无线电通讯上可以判断出他是哪种间谍。换言之，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他们电讯中的组数和电文长短来判断出他们是哪种间谍。例如，单人潜伏间谍所收到的电讯很少，格鲁乌单人间谍所收的电讯也不算多，收到电讯最多的是克格勃常驻非法分子。间谍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就是克格勃常驻非法分子，他们收到的电讯总数可达每月五百组到一千组之多。
很快我就看出，朗斯代尔一案同我所研究的其他案子完全不同：这一案件的通讯方式多，有时两种，有时甚至三种，而其他案件则没有这么多。但向朗斯代尔和克罗格一伙提供情报的却都是一个人——霍顿。的确，霍顿的地位非常重要，他能够收集到英美潜水艇探测系统的重要情报，但他为什么不直接用朗斯代尔却要通过克罗格夫妇呢？
单从表面上看，这桩案件就会涉及到其他间谍。克罗格夫妇住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的鲁斯利普，我们发现，朗斯代尔曾在东方研究学校读过书，他所学的那些课程正是英国军官和军情六处的实习员所学的。
毫无疑问，朗斯代尔是一名在英国的常驻非法间谍。于是我对他十月份从莫斯科回到伦敦后所收到的电讯进行了认真的统计。他平均每个月从莫斯科收到三百组到三百五十组电讯。这使我感到疑惑不解。其他常驻非法间谍每月平均收五百到一千组电讯，而且一般总超过五百组，那么朗斯代尔所收的电讯为什么这么少？少在哪里？朗斯代尔的呼号是三位数，如果广播有电文，就包括一个“1 ”，如果没有电文也就没有“1 ”了。我向通讯总部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找到与朗斯代尔八月离开英国以后和朗斯代尔十月回到英国以后所收到的长度相似的电文。通讯总部找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出了一个称为“连续性”时期的电文。那是在六年前，当朗斯代尔刚刚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
这段时期的电文的组数是五百到一千，这正是常驻非法间谍所收到电讯的组数。一九六0 年八月，电讯突然中止了，因为朗斯代尔回莫斯科去。我们没有找到那时的密码本，因而也就无法破译他的电文了。但如果朗斯代尔的电讯量是五百组到一千组之间，那么为什么他回来以后突然减少了呢？这仍然是个谜。
然后我又去研究克罗格夫妇的通讯。他们的通讯更加令人费解。他们所收到的大部分通讯都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的，他们似乎仅仅是朗斯代尔的助手，同其他任何间谍没有联系。但很明显，他们替朗斯代尔保存了某些通讯，例如他们的密码本几乎同朗斯代尔的一模一样，也藏在打火机里。我又计算了密码本里的组数，发现正好与朗斯代尔十月份回国后少掉的那些电讯组数相等。看起来，苏联人在朗斯代尔回来以后就把发给他的信号分开了，而“伊朗国王”（霍顿）电讯仍在原先的线路上，我们已经破译了这种电讯。至于其他的电讯——也许也包括下达给霍顿手下的间谍的电讯——都划分到克罗格夫妇的线路上了。苏联人认为这样不仅安全而且能在拍发消息时使用高速发报机，从而躲过我们的监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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