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后，埃利奥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伦敦。菲尔比招供了。他承认了他从一九三四年起就当了间谍。菲尔比还说，他想回英国，甚至已经写了认罪书。这个使我们徘徊了很久的谜终于解开了。
菲尔比认罪的消息传来，秘密世界里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老了许多。当时我已年近四十五岁。怀疑真相是一回事，听到一个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间感到这场游戏没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了。这个案件同逮捕朗斯代尔不同，逮捕朗斯代尔不过是警察抓小偷，当你发现菲尔比——一个你可能喜欢，或者可以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赞赏的人竟然向你的敌人出卖了一切，你就会想起我们的间谍工作和全部行动全都变成了废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时光已经流逝，黑暗时期已经开始。
过了几天，阿瑟在走廊里把我叫住。他那镇定的神态有些奇怪。平时他总是匆匆忙忙，甚至有点紧张过度。此刻他仿佛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
“金（即菲尔比）走了。”他悄悄地对我说。
“我的上帝，他是怎么走的……”
阿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惨淡的笑容，说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两个人一样……”
菲尔比的叛逃挫伤了军情五处高级官员的士气。他叛逃以前，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的说法一直对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后，这些说法就由内部传了出去，而且愈来愈令人恐慌。毫无疑问，菲尔比的情况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时的情况一样，是接到了某个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这个提示人就是暗藏在军情五处的属于“五人集团”的第五人。这个设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团”的证词完全吻合。这个“五人集团”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几乎可以肯定还有布伦特，以及这第五个间谍组成的。这个间谍在一九五一年的调查中蒙混了过来，一直未暴露，现在正在窥视着危机的发展。
温特博恩经常和我谈起这个问题。他坚信，我们的上层藏有间谍。
“我不相信我们就真的这么无能。”他常常这样说。
对他这种想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是“唱诗班”行动，甚至八年以后，温特博恩还常常激动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发现，苏联人堵住了我们探测话筒的针孔。当然使他产生怀疑的还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上安装了特别装置，但苏联人马上就把它取了出来。另外，福尔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怀疑。“党务”行动以后，军情五处继续搜寻英国共产党的关于苏联给英共秘密资助的档案。据我们判断，这些档案也许就藏在鲁宾·福尔伯的公寓里。福尔伯不久前受命当了苏联资助的出纳员。福尔伯是个杰出的英国共产党员。当时他登广告找一名有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楼里，于是我们就趁机派了一名特工打进了他的公寓。当我们正在计划对他的公寓采取行动时，他就把我们的特工撵走了，而且根本没向这名特工说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当莱肯菲尔德大楼被这些忧虑纠缠不清的时候，我却在科学理事会闲荡着。我决定亲自作些自由调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慢慢地从档案室借来一些档案。最初借来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参加过的话筒行动的档案：伦敦的“唱诗班”行动、加拿大的“蚯蚓”和“猪笼”行动——这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另外还有澳大利亚的“老鼠”行动。我对这些失败的行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关于它们失败的原因可以有种种复杂的猜测，但军情五处内藏有间谍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有些行动使温特博恩忙得不可开交，但最后仍归于失败。对此，也有许多解释。也许我们的手脚太笨，也许福尔伯只是胡乱猜疑我们的特工人员，但我觉得这难以令人信服。泄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从档案室里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双重间谍案件，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当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业务水平和无线电监视设备，但蒂斯勒案件却使我们对内部是否藏有间谍产生了疑问。卢拉柯夫一莫罗试验并不能排除苏联人除了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通讯以外还有一个两条腿的情报源的可能。还有朗斯代尔和最近发生的菲尔比案件，我们的行动没有一次成功，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证明了苏联的干扰。
任何问题无论怎样错综复杂、令人不可思议，但终归有一天会得到解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汉门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对近八年的工作细节进行了反复的核对和比较，终于使整个问题明朗了。我们过去的猜测，现在找到了证据。我们内部肯定有间谍，问题是这个间谍是谁。接着我又苦干了几个星期，对档案的出借和归还日期—一进行了核对。借阅这些档案的总是这么五个人：霍利斯、米切尔、卡明、温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这个间谍肯定不是我，也决不会是温特博恩，这个间谍不会是卡明，他不会干这种卑鄙的勾当，那么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尔两个人了。难道会是霍利斯？这个人狂妄自大而且刚愎自用，像个独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么会不会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尔呢？对米切尔我了解得就更少了。他总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怀疑。再者他聪明伶俐，完全具备间谍的条件。我知道我的挑选也许是出于偏见，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倾向于米切尔是间谍这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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