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公园巷走去，伊夫琳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自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不断有人揭发军情内部有间谍，但从未调查过，也没有人反驳过这些揭发。时间已经拖得太长了，这次的搜索一定是长期而又艰苦的。想到这里，我收住脚步，回头望了望莱肯菲尔德大楼。
“这次不会再走漏风声了吧？”我心里想，“不会再出现叛逃，这个人不会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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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虽然我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可对米切尔进行调查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为了这件事，我们开始时大吵一顿，结束时又大吵一顿，在这期间也没有调查出什么名堂来。我明白，如果要在米切尔退休之前赶紧把这案子理出点头绪来，必须安装窃听器，并用上我们掌握的全部技术措施。霍利斯对在米切尔家中的电话上装窃听器表示强烈反对，对用技术设备进行全面监视也表示反对。他说他不愿意让军情五处里更多的官员知道这个案子，更不打算请求内务大臣批准窃听或擅自进入副局长的家。
对这样的打击，阿瑟的反应很糟，他的脾气坏得无法控制了。一次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开会时，他抑制不住自己，发起脾气来。他说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容忍那些限制来拴住手脚的。他以威胁的口吻说要亲自去见首相，让首相对这个情况加以重视。霍利斯对任何威胁的反应表现得十分圆滑，他嘴上说他会对阿瑟的意见引起重视，可他实际上却是不改初衷的。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批准扩大调查！”
阿瑟大步走出房间，显然是准备把他的威胁变为现实。
那天晚上，琼斯和我去了我的俱乐部——牛津剑桥俱乐部，想办法寻找一个避免这场厄运的办法。自从卡明被任命为D 处处长后，霍利斯和阿瑟之间的关系便日趋恶化。米切尔案件那么棘手，如果我们内部露出一点骚乱的痕迹来，都有可能造成一场灾难。
琼斯处在一个十分恶劣的境地里。他和我一样清楚，他就要在几个月内提拔为霍利斯的副手了，可我看得出，他觉察到霍利斯的确在设置障碍。
“如果阿瑟干出了什么傻事的话，那就意味着军情五处的末日到来了。”琼斯忧虑重重地望着酒杯说。
我问他可否私下去拜访怀特，可否让他给霍利斯施加一点压力，让霍利斯改变主意。琼斯用一副苦恼的神情看着我。他明白，他已经慢慢地被困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忠诚中间——对霍利斯的忠诚和对充满激情地在困难中进行工作的调查者的忠诚。快到凌晨一点钟时，我们仍然还没有作出任何果断的决策。琼斯说，如果我能保证不让阿瑟采取任何急躁的行动，他就可以保证去见怀特。我从俱乐部给阿瑟打了个电话。当时虽然已经是很晚了，可我知道他没有入睡，他还在喝威士忌。我告诉他我要立即去见他，然后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他的公寓。
阿瑟的情绪糟透了，态度暴躁。
“我想你是来告诉我，你决定也要插手！”他尖酸地说。
这天夜里，我又一次坐下来痛饮，无法说服阿瑟改变主意。看上去他有点紧张而绝望。从朗斯代尔案件之前，他就过度紧张、劳累，他精神上的负担不断加重了。他的皮肤发暗，仿佛已逝去了青春。他同那些设在他道路上的障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我看得出，他在一九五一年被撵到马来亚的阴影仍然在笼罩着他。
“当时我是应该斗争的，可我当时同意离开安全局仿佛是上策，可这一次我认为不是上策。”他说。
他最后还是意识到了琼斯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同霍利斯公开决裂会使我们走投无路，如果让狄克去说服他，至少还有点指望，兴许会同意增加部分设备的要求。
第二天，我接到琼斯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同狄克谈过了，让我们大家下个星期日到他在安妮女王门的公寓去聚会。
“他想看一下有关此案的报告，然后才能决定如何去干。”琼斯说。
怀特的公寓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后面。我按照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那里。狄克亲自来开了门。他穿得很随便，只穿着一件开领的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根像领带一样的围巾。。
他请我们进到他的书房。这是一间优雅别致的房间，四面墙壁都摆满了书，装饰风格是十七世纪的，墙上挂着几幅国家美术馆收藏的名画，壁炉上方还挂着一面明净的镜子。
“我们喝点茶，好吗？”他急于想消除我们每个人脸上流露出来的紧张神情。
“现在，”他看着阿瑟说，“最好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阿瑟解释说，不如先让我介绍一下情况，因为我带来了说明那三十八个案子的图表。我们忙乎了一阵，图表大大，没法在那只精致的小茶几上摊开来。狄克见此情景说：
“不，不，不要紧，把图表铺在地上吧。”
两分钟不到，我们都伏在地毯上了，我们开始再一次触及那一系列可怕的事件。整个宁静而优雅的星期日下午全都给搅了。我解释说，我曾提交过两个报告，一个是有关蒂斯勒案件的，另一个是有关朗斯代尔的，都被拒绝了。狄克用尖锐的目光看着我，却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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