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事件本身。
我脾气很好，更由于我疏懒的个性，导致我很容易原谅别人跟体谅别人的错误（我知道我自己很容易忘东忘西、莫名其妙地着急、爱拖时间等），但大怒之下，就会从臭屁往外跨线，变成其实我不怎么欣赏的自大。
我不敢说经过反省之后，我以后就不会使用这样的「力量」，但反省毕竟有收到一些效果，终究会有一些想法沈淀下来。
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拥有这样的力量。
那些整天在电视上不断开炮的媒体人、名嘴、政客，很多都拥有公器的使用权，但随着他们每天不断使用那些力量，他们的影响力已逐渐边际效用递减------这种递减的效应，好像跟他们说的话是不是正确的没太大关系，而是他们一直一直在用，用的结果就是痲痹。
他们变成不是对与错、正义与邪恶的代言人，而是一种立场的容器。
比如李涛跟李艳秋，现在他们骂民进党一百句话，绝对没有十年前他们骂民进党一句话有力量。
比如郑弘仪，现在他骂国民党一百句话，绝对没有他专心主持新闻呱呱挖时期电国民党一句话来得有力量。
更显著的例子，体现在李远哲身上。
他八年前那惊天一语的力道，就是因为他几乎没有立场，也不曾动用过那股积蓄已久的超级力量。但这种力量一旦用了，几乎就只有递减的命运。今日李远哲使用公器的力量已大大不比当年。
好长的感想。
总之，我期许自己冷然克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拥有内在的强悍。
关于「爱情，两好三坏」戏剧的改编初始
每一次创作的状态不可能都一样。
四十本书，就是四十种状态。
每次我回忆起「爱情，两好三坏」的创作过程，我就感觉到强大的痛苦。
真的，很多的痛苦。
细说从头。
我的经纪人柴姐自己开了间戏剧制作公司，每年都总要拍点东西，想要我写一个关于爱情的偶像剧（请问还有关于其它主题的偶像剧吗？）。我说好，当然好，因为看起来很好赚，二十集剧本用乘法乘一乘，收入比写书来要猛太多了。
然而编剧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堆人的事。
我的剧本导演要认同，制片要认同，一起开编剧会的人也得点头。这显然与我一个人就能决定书的内容长什么样子的惯性相差很多。
要干编剧，除非交一个编剧女友，就只有认真做事前功课。
当时我看了可称为严重负面教材的几出台湾偶像剧（对不起我不想点名，因为我乡愿），也看了两出我觉得很好看的日剧（前女友、冰上悍将），并仔细跟着日剧一边看一边写下它的分镜与所需秒数，领会「时间」的感觉。
最后我有了两大关于电视戏剧成功的结论。
第一，非得要有一首超级厉害的主题曲不可，例如101次求婚。东京爱情故事（超级经典，无与伦比）。前女友。冰上悍将。流星花园我没看过，但「情非得已」真是好听。
第二，就是我写在「爱情，两好三坏」新改版书序中，一大堆关于纯爱小说成功的铁则。而我写爱情两好三坏，偏偏很大的程度是向乱不真切的纯爱小说挑战。
然后我就开始写了。
我原本就知道自己是个不适合团队工作的人，但没想到竟是如此体质不适。
每次开会，所有人都卡在第一集的剧本没办法前进，意见总是很多，开了几次都没实质建树，旁枝末节的待修改一堆。
自由惯了的我受不了了，干脆卯起来一个人写剧本，并规定自己约三天要写两集出来。过了几天，前十集剧本就登登注销现了。
写剧本比我想象中痛苦。
当时交往八年的前女友提出分手，还......嗯，常常，我得边哭着完成嘻笑怒骂的剧情，然后悲伤自己为什么非得在这种状态底下工作。在「爱情，两好三坏」故事里的欢乐情节里，或许可以闻出这份淡淡的酸苦吧。
现在回想，还是觉得当时很惨。
如果我现在跟当时一样瘦，该有多好啊......（但失恋就免了，滚！）
剧本我自己写的，当然觉得写得不错，但全公司好像没有人有心情看它，隔了几天还是没有人发表意见。一个人勇往直前的我大概被认为是神经病吧。
我索性向自己宣布：「等虾小？九把刀，我看你还是按照你的节奏把它写成小说吧！」然后就沈静下来，在剧本的辅助下用最习惯的节奏写成了小说。
话说，原本故事名只有「两好三坏」这简单利落的四个字，但靠么，不是每个人都有粗浅的棒球常识，知道这书名隐含的意思------满球数，不是出局就是上垒（当然你可以一直打界外球或来个不死三振），意味着人生的关键时刻。
于是我加了「爱情」两字，为故事的调性与主题做了明确的标记，方便读者，也希望潜在的读者不要误判这本小说是在讲棒球规则的、更不要误以为这本书是在讲「两个好人跟三个坏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但现在想想，这样的书名好像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
小说出版后两星期，就有制作公司打电话给我，要买下来改拍成偶像剧。
当时我没觉得特别高兴，毕竟这本来就是写来拍电视剧的，又那么好看，被相中改编，不是再自然不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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