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没好了几天，就来了个凑份子的。”老妈嘟噜着脸，估计她拿火点了人家棚子的心都有。
“谁？”方路问。
“大眼儿。”老妈很不屑地咬着嘴唇。“就是原先和咱们隔两趟街住的那个胖光棍儿。”
方路好象知道这个人，他眼睛和肚脐眼儿都很大，但旁人都说他后面那只眼更大，于是就叫大眼儿了。“不是结婚了吗？”
“娶了个乡下的，听说是个羊角疯呢。”
方路突然由衷的叹口气：“这年头，活着都不容易。”
“他不容易，咱们就容易？”老妈虎着脸，目光在方路脸上刮来刮去，好象江姐看见了甫志高。
“是、是、是。”方路也觉着自己是妇人之仁，大眼儿现在是阶级敌人，不共戴天哪！“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咱们干多长时间了！”
晚上方路把电视机搬到凉棚里，特地将声音开得特大，管它是哪个台呢，有个人影儿就能招人。偏巧那天有甲A联赛，不一会儿凉棚边就凑了一大堆民工，他们抻着脖子，目光贪婪，还不时地偷偷看方路。“都踏踏实实地看，大老远从家出来都不容易。”方路假惺惺地装好人。
下半场球刚开始，就见几个民工小声议论几句，便往旁边活动地方，中间腾出来一块挺大的空地。方路不明所以地四下张望着却什么也没看见，直到眼光从上方移下来时，才发现有位不到一米四的人从工棚方向佝偻着身子溜达过来。走近了才看出是个前胸塌进去一块，后背高耸的罗锅儿，他走路时身体前倾70度，而头却一直高扬着。
方路站在一边抱着胳膊，越瞧越觉着新鲜。看得出来，罗锅儿肯定是民工里的头面人物。年景不顺，什么东西都能成精！
中国的足球联赛就这样，踢的酸臭绝伦却总嚷嚷着有滋有味，看的都是帮贱骨头。罗锅儿坐下没两分钟，就大呼小叫起来：“好球！”“哎呦，这臭哦！”“传，传！”“你切到后面去！”“对！飙着他……。”
方路没想到，一个残疾人士竟还是体育事业的忠实支持者。其实前几年方路也是个球迷，没少给体育馆贴钱，《足球报》更是一期不少地往家买。可中国足球实在臭不可闻，冲出亚洲的事儿是没指望了（本书正在撰写时，中国队真冲出亚洲了，而且是个外国教练，这个嘴巴不知道是抽给谁的？）。后来足协穷急了眼，便搞起职业联赛，还是那几只找不着门的臭脚，还是那一帮字儿都认不全的教练，却一下子涌出大大小小几十个球星，有一段时日把来访的国外大牌球队都涮了。当然纸里是包不住火了，一到正式比赛照样完蛋，你说中国足球狗屁不行吧，可一个个玩儿足球的人腰包里是大把大把的钞票。人家都说市场经济是能人的时代，可你说中国的球星算什么呢？方路认为职业联赛只不过是个大骗局，这两年他是不怎么看球了。可媒介太发达，有时候就跟被动吸烟似的，不看都不行。有一次他跟徐光说：足球新闻是信息时代的垃圾。
球赛结束，罗锅儿支持的队胜利了，他兴奋地挥挥拳头，咧着嘴站了起来。罗锅儿长了张刀脸，嘴角上还耷拉着两撮稀稀拉拉的小胡子，他的背塌得很厉害，腰与背部制高点形成了一条美丽的弧线，与人说话时不得不探起脑袋，于是那弧线又自然延伸了不少。他来到方路近前：“得嘞！老板，麻烦您啦！”
“没事儿，有空就来看。”方路笑了笑。
罗锅儿走到面前，居然跳跃着拍了拍方路的肩膀。他操着远郊口音道“得！，俺们还是头一次看见北京人这么够爷们儿，都是俩肩膀架一个脑袋，牛什么呀？”他伸开手，像老母鸡掩护小鸡似的在民工们头上一划拉：“这都是我的人，给他们脸就是给我脸。告诉你买卖就得这么做，童叟无欺！没的说啦！”
“哥哥，您真是！不就看场球吗！”方路扔给他一支烟，这几年高人见得多了，他已经不把自己的身高当回事了，可站在罗锅儿面前，浑身骨头节儿都爽透了，似乎这人还不到自己腰眼儿呢。现在方路已经断定这家伙是民工头了，别看身量不高，可那挥手的气派与八爷如出一辙。
“嘿！告诉你，人一辈子能碰上几件大事？小事才能看出为人仗义不仗义哪，俺就认仗义的朋友。”说着，他指了指最近的一个工棚。“那儿，我说了算，有事你支应声啊。”
方路频频点头：“有钱没钱的，缺什么就来。”
“得！得！”罗锅儿咂着嘴。“就这么着。”
看着罗锅儿缩着脑袋远去，方路突然特想问问他有没有残疾证，洋二曾想拿残疾证要挟拆迁办公室。看来罗锅儿用不着了，人家身残志坚，专门给国家建设添砖加瓦。自己要是当了领导，保证评他一个十大杰出青年。
没几天罗锅儿就成这趟街的熟人了，他不抽烟却专门爱喝二锅头，酒量奇大。这家伙不仅自己喝，还带着手下人一块儿招呼，两三天就得往工棚里搬一箱。后来八爷告诉方路，大家伙背地里都管罗锅儿叫半拉人，不知是因为身高还是人品，反正是不健全的意思。半拉人家住远郊，几年前瞧见建筑好挣钱便拉起个施工队，专门包建筑公司的活儿，不过听说施工队的效益也不是太好。
有天方路回家，发现豆子笑容可掬地坐在柜台里。“我妈去厕所啦？”方路知道老妈轻易不让别人帮忙，豆子是例外。偶尔上回厕所，便请豆子来看店，虽然这家伙卖不出什么东西，至少也丢不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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