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他逗乐了：“您说得不对，我这叫儿媳妇怀孕，装孙子。”
数学老师哈哈大笑，教导主任却气红了脸。我收敛笑容，然后向教导主任深鞠一躬：“您就没打我主意了，现在入团了，将来等我活过来他们就得开除我，那样不更惨吗？”说完我便离开了教师办公室，后来教导主任再没提过这件事。
毕业时我到学校领成绩单时又碰上了数学老师，那时我们说话更随便了。“你怎么知道我当时的想法？”
“文革刚开始时，他们说我们家出身不好，要批斗我。但是我也想忍忍就过去了。”数学老师笑着说。“跟你说的差不多，装了好长时间的孙子。”
“那后来呢？”
他四下打量一下，附近没人注意我们。“现在我不是还在装孙子呢？装到退休算完。”突然他眉毛拧成了个疙瘩。“你们这种孩子的心理我明白，可不明白的是我当时情况特殊，装装孙子也就算了。你们瞎蹦达什么？”
“我们也是受迫害的，从小到现在一直受挤兑。”我想起小时候的事就恼火，特别是势利眼的小学老师。
数学老师不解地看着我，他使劲摇着头：“不知道你们的小脑袋里在琢磨什么，再过些年你就明白了，社会永远是不公平的，再过五百年都一样。”
第二部分我的高中（2）
其实中考并不难，成绩公布后我就放心了，高出了重点分数线一大块。但那个暑假太漫长了，我常常有些无所事事的在街上转，偶尔也去回天坛，我从来没买过天坛的门票，翻墙进去就行了。然而我逐渐开始讨厌天坛了，在那密不透风的树林坐上一会儿，记忆便会突然回潮，好象总有人在自己后背狠狠敲着，那悲从中来的感觉，十分不舒服。
有一次我在街上溜达时，竟看见了大庆和卫宁在一起，他们迎面走过来。大庆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向我笑着，我的确发现他的食指不见了。“张东，听说你考上重点学校啦？”他穿了一条九寸口的的确良喇叭裤，喇嘛镜上还贴了块白商标，球鞋上的大白擦了三两多。大庆满脸笑容地走过来，很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我发现卫宁在旁边很不自在地扭着脖子，自从二头被劳教后就没怎么见过她。
“混个去处。”我依然看着卫宁，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眼睛一直瞥着旁边。“卫宁，你怎么不回家？”我知道卫宁成绩很好，却偏偏看上大庆了。
大庆用身体挡住我的视线：“我们刚看完电影，一会儿我请她去老莫吃西餐。”说着他把手伸到口袋里，紧接着我便听到钞票摩擦时发出的“嚓嚓”声。
我上下打量着大庆，一个人说话总有些没底气：“你真出息了，哪儿来那么多钱？拣到金子啦？”
“我姐跟二秘结婚了，知道吗？婚礼就是在珠市口教堂里办的，特提气！”大庆使劲揉了揉鼻子。
“不对呀？我听说你姐都有孩子了。”
大庆一把将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人家美国人开放，抱着孩子照样举行婚礼，哪像咱们似的，没劲！我姐说了，过两年就把我接美国去。”
“你去美国干嘛呀？”此时我看见卫宁小脸通红，她眼睛一直在大庆的后脑勺上转悠。
大庆想了想：“管他呢，先去了再说。”
“你真要去美国？”卫宁终于忍不住了。
“那——那肯定带你一块去呀。”大庆很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我的手直哆嗦，恨不得把卫宁抓过来狠抽一顿。“卫宁，你赶紧回家吧，快开学了，你哥再过几个月就回来了。”
“你又不是我哥，你管得着吗？”卫宁狠狠白了我一眼。
我斜着眼看大庆，嘴角不住地哆嗦：“他哥早晚得回来。”
“那又怎么样？”卫宁一下躲到了大庆身后。
“东子，我可够仗义的，是他哥先打的我，你看见啦对不对？那次你还给了我一拳呢。”说着大庆不自觉地摸了摸耳根子。“后来派出所的来调查，看在卫宁的面子上，我可说了他不少好话，要不没准他得判三年。”
我头发根里痒得厉害，手指着大庆闷声说：“这么说我得替二头谢谢你啦？怎么你就没给抓起来？不是你约的架吗？”
“我是受害者。”大庆举着那只少了个指头的手给我看。“再说，我们院里去了好几十口子呢，抓谁呀？有本事派出所把军长的儿子抓走。”
“你小心另外那几个手指头吧。”说完我转身就走。路上我气得坐在马路上缓了好久，不知识卫宁吃了什么迷魂药，更想不出二头回来会闹出什么事端，最近听说他爸的病越来越重了。
不久我便离开了那一带，正像老师们预言的那样，考上好学校就会离开排子房，虽然我家仍住在那排子房里，但很多人私下里已经叫我大学生了。
我高中那两年过得很平淡，重点学校的学生似乎跟我们是两个世界里的生物，他们傻得可爱，很多我眼里天经地义的事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神话。有一次我无意中说家里粮票不够用，老得朝邻居借。几个同学当时就笑了起来，第二天就有人拿来三十多斤粮票，说是家里根本用不着。他特奇怪为什么他们家粮票富裕，拿粮票的同学说多吃点肉粮票不就剩下了吗？后来我才发现班里的同学绝大部分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我们家的排子房倒成了稀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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