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逍遥游
聂鑫森
江南大学是一所老资格的大学，中文系又是江南大学的名系。中文系之所以声名赫赫，是因为有一批久负盛名的老教授，在许多专业上可说是一言九鼎，领风气之先。
名圣臣，字散木的贺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专长是古籍校勘与论证，最为人钦服的是《庄子》研究，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专著。他字“散木”，也是取自《庄子》书中，自谦为无用之才，但“不材”即可免遭斤斧之苦而尽天年。
贺先生的样子，尤其是五十岁以后，极似一棵瘦矮枯黄的杂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他的个子也就一米六高，背有些弯，平头，脸色蜡黄，唇上蓄两撇八字胡，说话时露出两颗大门牙。他喜欢着青色的衣裤，加上布鞋布袜，乍一看，俨然一乡下农民。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文系的办公楼，立在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庭院里，是彼此相连的双层木结构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有一天黄昏，不知何故，起火了，电铃骤响，让所有的教职员迅速撤离。贺先生当时正在办公室撰写讲义，同室的年轻教师陶淘慌忙丢下手中的书，往门外奔去。陶淘是教现代文学的，自己也写小说，在文坛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贺先生一声大喝：“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
陶淘连忙恭敬地侧立门边，说：“贺先生，您请！”
事后，贺先生对陶淘说：“我让你等一下，是想提醒你，什么事都不必慌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陶淘说：“是，是。”
贺先生喜欢独来独往，以书为伴。上课之外，不串门，不交际，不嗜烟酒。唯一的爱好是在休息日，带一两本古书和一些干粮到郊外的僻静处，赏玩山水后，坐在树下读书。他的眼睛真好，读了这么多书，却无须戴眼镜。他曾以诗嘲弄那些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辈：“终日耳边拉短纤，何时鼻上卸长枷。”
“文化大革命”说来就来了。
贺先生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小将隔三差五拉着他去游街批斗。他被戴上一顶很高很尖纸做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写“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贺圣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他没有一点沮丧之色，从容地走着，锣声响得有板有眼。
他的几个同辈人，有的受不了这种侮辱，自杀了；有的吓得旧病复发，住了院。他对他的老伴儿和儿女说：“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因病而逝，我还有几本书要写，我不能让天下人有憾事。”
后来，贺先生又被遣送去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来改造他的思想。和他同居一室的是陶淘。这一老一少的任务是喂猪，不是关着喂，而是赶着猪野牧。他们两个人共一口锅吃饭，俨然父子。
很奇怪的是贺先生对做饭炒菜十分内行，尤其是炒菜。虽说少荤腥，蔬菜由场部统一发放，也不多，但贺先生却能变通烹调之术，或凉拌，或爆炒，或清煮，做出陶淘从没有品尝过的美味。特别是春夏之间，贺先生识得许多野菜，比如马兰头、蕨菜、地菜、马齿苋……他亲自去采，以补蔬菜之不足。
陶淘问：“您怎么识得这么多野菜？”
贺先生说：“我不是出生于书香世家，我的父亲是农民，是祠堂资助我上的学。另外，我看过许多这方面的书，孔子说多识鱼虫草木之名，想不到现在用上了。”
陶淘说：“您很有童心，我却没有，惭愧。”
贺先生还采了许多艾叶，晒干，做成艾条。他说他稍懂医道，有些病可以烧艾作灸，十分见效。
陶淘的情绪越来越坏。
有一天出门牧猪时，陶淘说身体不舒服，想休息半天。
贺先生说：“好吧。”
贺先生把猪赶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让猪自去嚼草。他坐在树下，想他的《庄子》大义。坐了一阵，觉得陶淘的举动有些异常，慌忙往回赶。
推开门，陶淘上吊在矮屋的梁上。
贺先生忙把被子垫在地上，搬来凳子，站上去，用镰刀砍断绳子。陶淘跌落在被子上。
贺先生寻出一截儿艾条，在煤灶上引燃，然后灸陶淘的人中穴。
过了一会儿，陶淘醒来了。
“贺先生，您不该救我！”
贺先生说：“我已至花甲，尚不想死，何况你！我的《庄子》研究，想收个关门弟子，你愿不愿意？”
陶淘哭了。他因出身不好，又搁在这似无穷期的“五七干校”，女朋友忽然来信要和他分手……
“女朋友分手，好事！不能共患难，何谓夫妻？若你们真走到一块儿，有了孩子，再遇点厄难，那才真叫惨。”
陶淘说：“我愿受教于先生。”
此后，贺先生开始系统地向陶淘讲述《庄子》。没有书，没有讲义，那书和讲义全装在贺先生的肚子里。《汉书》记载《庄子》一书为五十三篇，实存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贺先生先背出原文，再逐字逐句细细讲评，滔滔不绝，神定气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伴随着日历，一篇一篇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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