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人，怪。”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我耳边聒噪：“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我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起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他只是孤独。
去年春节我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我问他：“在哪儿打工？”
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5000元呢。”
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
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
独腿人生
罗伟章
应朋友之约，去他家议事。这是我第一次上他家去。朋友住在城南一幢别墅里。别墅是为有私车的人准备的，因此与世俗的闹市区总保持一段距离。我没有私车，只得乘公交车去。下车之后，要到朋友的别墅，若步行，紧走慢赶，至少也要40分钟。眼看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我顺手招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朋友体谅我的窘迫，事先在电话中告知：若坐三轮，只需3元。为保险起见，我上车前还是问了价。“5元。”车夫说。我当然不会坐，可四周就只有这辆三轮车。车夫见我犹豫，开导我说：“总比坐出租合算吧，出租车起价就是6元呢。”这个账我当然会算，可5元再加1元，就是3元的两倍，这个账我同样会算。我举目张望，希望再有一辆三轮车来。车夫说：“上来吧，就收你3元。”这样，我高高兴兴地坐了上去。
车夫一面蹬车，一面以柔和的语气对我说：“我要5元其实没多收你的。”我说：“人家已经告诉我，只要3元呢。”他说：“那是因为你下公交车下错了地方，如果在前一个站，就只收3元。”随后，他立即补充道：“当然，我还是收你3元，已经说好的价，就不会变。我是说，你以后来这里，就在前一站下车。”他说得这般诚恳，话语里透着关切，使我情不自禁地看了看他。他穿着这座城市经营人力三轮车的人统一的黄马甲，剪得齐齐整整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至少有55岁的年纪。
车行一小段路程，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上好的马路，车身却微微颠簸，不像坐其他人的三轮车那么平稳，而且，车轮不是滑行向前，而是向前一冲，片刻的停顿之后，再向前一冲。我正觉奇怪，突然发现蹬车的人只有一条腿！
他失去的是右腿。一截黄黄的裤管，挽一个疙瘩，悬在空中，随车轮向前“冲”的频率前后晃荡着。他的左腿用力地蹬着踏板，为了让车走得快一些，臀部时时脱离坐垫，身子向左倾斜，以便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左腿上。
我猛然间觉得很不是滋味，眼光直直地瞪着他的断腿，瞪着悬在空中前后摇摆的那截黄黄的裤管。我觉得我很不人道，甚至卑鄙。我刚三十出头，有一百三十多斤的体重，体魄强壮，而他比我大二十多岁，身体精瘦，且只有一条腿，从他左腿并不肥大的裤管随风飘动的情形，我猜想他唯一的好腿一定瘦得可怜。然而，我却大模大样地坐在车上，让他用独腿带我前行。我的喉咙有些发干，心胸里被一种奇怪的惆怅甚至悲凉的情绪纠缠着，笼罩着。我想对他说：“不要再蹬了，我走路去。”我当然会一分不少地给他钱，可我又生怕被他误解，同时，我也怕自己的做法显得矫情，玷污了一种圣洁的东西。
前面是一带缓坡，我说：“这里不好骑，我下车，我们把车推过去。”他急忙制止：“没关系没关系，这点坡都骑不上去，我咋个挣生活啊？”言毕，快乐地笑了两声，身子便弓了起来，加快了蹬踏的频率。车子遇到坡度，便倔强地不肯前行，甚至有后退的趋势。他的独腿顽强地与后退的力量抗争着，车轮发出“吱吱”的尖叫，车身摇摇晃晃，极不情愿地向前扭动。我甚至觉得这车也是鄙夷我的！它是在痛恨我不怜惜它的主人，才这般固执的？车夫黝黑的后颈上高高绷起一股筋来，头使劲地向前耸，我想他的脸一定是紫红的，他被单薄的衣服包裹起来的肋骨，一定根根可数。他是在跟自己较劲，与命运抗争！
坡总算爬上去了，车夫重浊地喘着气。不知怎么，我心里的惆怅和悲凉竟然了无影踪。我在为他高兴，并暗暗受着鼓舞。在我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强者，他把路扔在了后面，把坡扔在了后面，为自己“挣”来了坦荡而快乐的生活。
待他喘息稍定，我说：“你真不容易啊！”
他自豪地说：“这算啥呢！今年初，我一口气蹬过八十多里，而且带的是两个人！”
我问怎么走那么远？
他说：“有两个韩国人来成都，想坐人力车沿二环路走一趟，看看成都的风景。别人的车他们不坐，偏要坐我的车。他们一定以为我会半路出丑的，没想到，嘿，我这条独腿为咱们成都人争了气，为中国人争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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