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之骂(3)
拍摄工作完成，从黄石公园开车赶回洛杉矶，又得在黑暗中飚车赶路。先是我开，开了一段，改成赞那布小姐开。问题是五分钟后，赞那布开始瞌睡了。
车子歪扭得越来越厉害，我想劝贝尔让大家停车睡觉，礼拜一的课赶不上就算了，再跟教授解释。我还没开口，忽听得贝尔开口说话了：“黑人很丑。”他说。
“说什么？”赞那布问。
“我认为，黑人很丑，黑人都很丑。”贝尔说完，瞄我一眼。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贝尔竟然敢对非洲来的人权运动分子赞那布说“黑人很丑”！我背脊发凉，觉得大难将至。
果然赞那布牛眼猛然暴睁，大吼一声：“你们他妈的白种烂货才丑，白得恶心死了！”
贝尔毫不让步：“我觉得好莱坞所有黑人明星里面，就算最漂亮的，也比不上白人明星里面最丑的。”
赞那布气坏了，抓方向盘的黑手背上，一根根泛白的粗筋都暴了起来。赞那布开始骂白种男生的丑，从头发开始骂，一直骂到脚趾头。等她骂得稍微有个段落了，她才狠狠瞪我一眼：“康永，这小子是纳粹党，想杀光所有次等人种，你还不替老娘把他推下车去，让老娘用车轮把他的烂白屁股辗压个三百遍，压成白面饼烤成披萨，再塞进其他白种肥猪的屁股去。”
我用力推贝尔一下：“你搞什么？我以为你是宗教狂，搞半天你是三K党，你是不是也要骂骂黄种人啊，来啊，有种骂两句够狠的来听听！”
贝尔嘻嘻一笑，说：“这下不是大家都醒了？”
流出波兰去(1)
UCLA特别爱收大学时念各种科系、而且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生。这种收研究生的态度，也就造成了我们电影所卧虎藏龙的场面，听说每年申请要进这个研究所的学生人数约六千人，从六千人中录取三十名。
同学们彼此当然都摸不清底细，如果有机会看看这人来UCLA以前的作品，就可以掂一掂他的斤两。
机会来了，导演课的指导老师，安寨垦教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请带一样你们以前做出来的东西，拿到班上来给同学们，也给我看看。让我看看你们都是什么样的创作者。”
有的人带来一张他设计的名牌奶粉海报，有的人带来一副用拍立得照片做成的扑克牌，有的人交出一篇刊在有名杂志上的短篇小说。贾维苛同学来自名医家族，他带来的竟然是一截他在小时候当神童时期设计的人工关节。安寨垦教授把那截怪东西像拎猪蹄一样拎在手上，眉毛扭了两下。
我带到课堂上的，是我高中时自己好玩发明的“诗蜡烛”。我那时喜欢谁，想写首诗给对方，就会把这首诗刻在一根蜡烛身上，刻的时候，每行诗刻成绕着烛身转的一行字。这样，这根蜡烛点着以后，诗就一行一行地减少，诗的感情就一分一分地改变，有时蜡烛烧到只剩最后一句诗的时候，语气跟感情，都和刚开始诗还完整时大不相同，会创造出一种很微妙的气氛。
我随手找了蜡烛，复制了一根“诗蜡烛”来交差。安寨垦教授当然并不认得蜡烛上刻的中文意思。我把蜡烛诗燃烧后造成的效果跟他解说了一下，他“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应该是谈恋爱时的好道具吧？”
他把我的诗蜡烛，放在贾维苛的人工猪蹄旁边。
我们这些惨绿时期的作品都展示过了以后，这时只见安寨垦教授缓缓站起，他把驼着的背略略挺直，说：“同学们，我们都已经欣赏过各位某个人生阶段的代表作了。现在，也容我把我的旧作放给大家看看，让大家也对我有点了解，请大家移动到大放映间去。”
进了大放映间，灯转暗，绒幕嘶嘶拉开，银幕浮现《夜与日》大大三个字的英文片名，接下来的画面，看得全班嘴张大大的。
安寨垦教授放给我们看的，是三十年前的波兰战争史诗大片《夜与日》，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得主。这部电影竟然是安寨垦教授拍的。
流出波兰去(2)
电影系所有许多老师是“退役名家”，我们有时晃进系主任或所长的办公室，看到他们架上排得满满的十几座金像奖或艾美奖，免不了悚然一惊，心中暗暗怪叫一声：“想不到这老小子当年也有这等威风！”然后忽然就对人生的无常有了顿悟：“唉，得这么多奖，也就是昨日黄花了，老来还得跟我们这些不成材的小鬼纠缠，也真难为这些老人家了。”
老实说，《夜与日》这种又长又旧的东欧片，虽然三十年前得过大奖，但现在大概真的没几个人记得，也没多少人想看了。
可是放映这部电影，似乎为安寨垦教授注射了恢复青春的灵药，尤其是我们几个学生又对这部电影的拍摄，提了很多问题，应该是让他重温了被记者包围的重要感。
安寨垦教授高兴地钦点了几名学生，晚上到他家吃晚饭。
抵达安教授家时，我们有点反应不过来。
我们本来虽然没期望造访一栋豪宅，但也没料到他会住一户跟我们穷学生租的、差不多简陋的小公寓。
进了他家，他的夫人，安师母，开始忙东忙西，招呼我们吃喝。师母打扮得很简单，虽然五官秀丽，但也是位老妇了，为了招呼我们这么多人，忙得脸上泛油、头发凌乱，我们很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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