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则寓言里，有两个人和一头驴走在路上。这两个人是父子关系，这头驴是他们的财产。这故事很老，想必你已经听过，但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现在我把它从驴的角度重新讲过。对于四足动物来说，能在路上走总比被拴在树上要qiáng。何况chūn日融融，两个人都没有骑在它身上，所以它感到很幸福。我不知道驴子知不知道这样一句古话，叫做“乐极生悲”，但这意思它绝不陌生。走着走着，遇到一伙人，嘀咕了几句，儿子就骑到它身上来了。读过这则寓言的人必然知道，他们遇到了一伙农妇，她们说，瞧这两个笨伯，有驴不骑，自己
走路。按照人的概念，这伙娘们是在下蛆、使坏。但驴子毫无怨言：它被人骑惯了。
文章写到了这里，我忽然想到要做点自我介绍。我是个半老不老的学究，已经活满了四张，正往五张上活着。我现在是个自由撰稿人，过着清贫的生活。我挣钱不多，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既没有洋房，也没有汽车。我的稿子发在刊物上，只有光秃秃的一个名字，没有一对括号，里面写着美国。基于这些状况，我和那头驴一样知道自己傻，写个文章也本分，决不敢起那种取巧的题目：“人眼看驴”，或者“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闲话少说，让我们来讲这个故事：驴载着人往前走，又遇到了第二伙人，又嘀咕了几句，儿子就从驴背上下来，换了老头骑着。驴子知道自己傻，所以谁爱骑谁骑，它一句话都不说。
在寓言的原本里，驴子遇到的第二伙人说：瞧这少年人，骑在驴身上趾高气扬，让老父亲在后面跟着。人心不古，世道浇漓，到了何等地步。老年人的屁股硬一些，但对驴来说也没有什么。糟就糟在又遇上了第三伙人，这是一伙少妇，七嘴八舌地说：这个老头太可恨，自己骑驴舒服了，全不顾自己的孩子，让他拿两条腿来撵你们四条腿。从驴的角度来看，这话讲得没道理，什么“你们”？这四条腿都是我的！既然此驴不骑不可，谁骑也不可，两个人商量了一下，gān脆就一齐骑上。一只小毛驴，背才是多大的地方。老头骑着脖子，小孩骑着屁股。驴子难免要嘀咕道：我就是傻，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我。你来试试看，这让我怎么走路？
我既是个学究，就要读书。现在的书刊内容丰富，作者名字前面有括号的全是重要文章。有的谈新儒学，有的谈后现代，扯着扯着就扯到了治国之策。当然，这路文章的实质不是和我们商量怎么受治之策，而是和别人商量怎么治我们，这就和驴耳朵里听见人嘀咕一样，虽然听不懂，但准知道没好事。当年前苏联解体，有美国人乘飞机跑到俄国去，出个主意要大伙休克——他自己当然不休克。再早些时候，红色高棉打了天下，中国就有人给他们出主意，那就不止是要人家休克。总而言之，我看到带括号的文章，满脊梁都是jī皮疙瘩，联想到那寓言的最后一幕。
这头驴又遇到了最后一伙人，这些人对骑驴者说：两人骑一头驴，你们想吃驴ròu吗？从驴的角度来看，挨杀被吃ròu倒也好了。骑在驴背上的人跳下驴背，一个揪耳朵，一个扯尾巴，把它四条腿捆在一起，穿过一根大杠子，倒扛起来，摇摇晃晃地上了路。那驴头在下，脚在上，它又不是蝙蝠，怎能待得惯。何况它四个蹄子痛入骨髓，所以大叫起来，但编寓言的人不肯翻译一下它喊些什么。我这篇文章要替驴说话，所以当翻译义不容辞——它喊的是：我得罪谁了，你们这么捏咕我！前苏联境内的休克者，高棉境内的冤魂也都这么嚷着。编寓言的人还编出一个寓意，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考虑到驴的惨状，真不知是何心肝。我的寓意却是：“闭上你的臭嘴，让别人走路。”当然，还有个寓意也说得通：别当驴受人捏咕，要当捏咕驴的人——就算损人不利己，起码也赚了个开心。但这种寓意只适于狠毒的人。
我写这篇文章时，正逢四月一日，哪天登出来我就不知道了。这一天西方的报刊总会登出些骇人听闻的新闻，比方说几年前，英国一家有名的科学刊物登出一则消息说：英国科学家把牛的基因和西红柿的基因融合在一起，培育出一种牛西红柿。这种西红柿吃起来当然是番茄牛腩的味道。西红柿的皮扒下来可以做鞋子，有些母的西红柿会滴下白色的液体，可以当牛奶来喝，也可以做rǔ酪。午夜时分从西红柿地边上经过，可以听见阵阵牛鸣，好像是闹鬼一般。咱们国家的一些报纸转载了这条消息，还敦促我国的生物学家一定要迎头赶上——
但他们好像还没赶上，因为市面上没有卖西红柿皮鞋的。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可能还有人记得。今天英国报纸上有一则古怪新闻，说要割让他们的北爱尔兰来换我们的香港，这居心何其毒也——谁不知道北爱尔兰是老大一堆的麻烦。早上我打开电子信箱，发现有一老友发来《妖魔化中国》一书的摘要和背景材料，要我写篇评论文章，登时把我气得脸青——这种娄子我捅过了一次还不够么？想要害死我也不是这么种害法嘛！后来看看日历，火又消了。今天是愚人节呀。
虽然今天是愚人节，我也不敢再妄评新书了。说本老书吧。我看过的第一本“字书”是《chuī牛大王历险记》。说老实话，这书还不能算完全的字书，因为有一半是字，另一半是画。其中有些故事很适合在今天讲：chuī牛大王在森林里打猎，遇上一头鹿，可叹的是手边没有子弹，只好把樱桃核发she出去，打在鹿额头上，鹿跑了。过几天在森林里遇到该鹿，它头上长出了一棵樱桃树。大王一枪把它放倒，饱餐了一顿烤鹿ròu加一顿鲜樱桃。假如这是真的，很有必要给每个人头上都打进一颗樱桃核——出门不用带阳伞了。另一个故事更加神妙：chuī牛大王在森林里遇上了一只美丽的狐狸，就是用最小号的枪弹去打，也难免会伤损皮毛。他she出了一根大针，把狐狸尾巴钉牢在树上，然后折了一根树条，狠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吃打不过，只好从它自己的嘴里跳出去跑掉了。chuī牛大王得到了一张完美无缺的皮毛——至于那没有皮的狐狸怎样了，故事里没有讲到，我想它应该死于肺炎——没皮的狐狸很容易着凉。但这么一讲又很没意思了。在愚人节里我想到这么一个道理：要编故事，就不妨胡编乱造——愚人节的新闻看起来也蛮有意思。要讲真事就不能胡编乱造：虽然没意思，但是有价值。把两样事混在一起就一定不好：既没有意思，又没有价值。当然，这篇有感正好是把两样事混在一起来讲。所以它既没有意思，也没有价值。
在李银河所译约翰·盖格农《xing社会学》一书中，第十七章“xing环境”集中叙述了美国对含有xing内容的作品审查制度的变迁，因而成为全书最有神采的一章。美国在二次大战前对“色qíng作品”的审查是最严的，受到打击的绝不止真正的色qíng作品。就以作家为例，不但海明威、雷马克有作品被禁，连最为“道学”的列夫·托尔斯泰也上了禁书榜。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禁书榜上不但包括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等等，拉伯莱斯的《阿拉伯之夜》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也只能出节本。事有凑巧，我手上
正好有一本国内出版的《西线无战事》，也是节本，而且节得上气不接下气。这种相似之处，我相信不仅仅是有趣而已。以前我们谈到国内对书刊、影视某些内容过于敏感时，总是归因于中外国qíng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假如拿美国的三十年代和现在中国做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新的线索。
自一次大战后，美国对色qíng作品的检查呈稳步上升之势。一方面对xing作品拼命压制，一方面严肃文学中xing主题不断涌现，结果是从联邦到州、市政府开出了长得吓人的禁书书单。遭难的不只是上述作家，连《圣经》和莎翁的戏剧也只能通过节本和青少年见面。《圣经》抽掉了《雅歌》，莎翁抽掉了所谓猥亵的内容，结果是孩子们简直就看不明白。当然，受到限制的不仅是书刊，电影也没有逃出审查之网。在电影里禁止表现娼jì、长时间的做爱，禁止出现luǒ体、毒品、混血儿（！！）、xing病、生育和嘲笑神职人员的镜头。
当时严格的检查制度有其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对xing的公开正面（非谴责xing）的讨论都会导致xing活动的泛滥，因为xing知识是xing行为的前兆。这就是说，xing冲动是qiáng大的，一受刺激就会自动表达出来。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另一个理论：xing是危险的，人是薄弱的，必须控制xing来保护人。这种观点和时下主张对文学作品严加控制的观点甚是相似。在我们国家里，现在正有人认为青少年的xing犯罪和书籍、录像带有关系，还有一些家长反映孩子看了与xing有关的书刊，影响了学习，因此主张对有xing内容的书刊、录像严加限制。
但是在我看来，像这样的观点因为是缺少科学训练的人提出的，多少总有点混乱不清的地方。比方说二十年代美国这种理论，在科学上我们只能承认它是一种假设，必须经过验证才能成立；而且它又是一种最糟不过的假设，定义不清，以致无法设计一种检验方法。我在报刊上看到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有多少xing犯罪的青少年看过“不良”书刊或者huáng色录像带，但是这样立论是错误的。实际上有效的立论应是指出有多少看过“不良”书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论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反验概率，没有确定的关系，也不能够互相替代。至于家长说孩子看了与xing有关的书刊，影响了学习，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因果模型——看某些书刊→影响学习。有经验的社会学家都会同意，建立一个可靠的因果模型是非常困难的。就以前述家长的抱怨为例，首先你要证明，你的孩子是先看了某些书刊，而后学习成绩才下降的；其次你要证明没有一个因素既影响到孩子看某种书，也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我知道有一个因素要影响到这两件事，就是孩子的xing成熟。故而上述家长的抱怨不能成立。现在的孩子营养好，xing成熟早，对xing知识的需求比他们的父母要早。据我所知，这是造成普遍忧虑的一个原因。假如家长只给他们馒头和咸菜吃，倒可以解决问题（使其xing成熟期晚些到来）。以上论述要说明的是，关于色qíng作品对青少年的腐蚀作用，公众从常识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和专家能做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倘非如此，专家就不成其为专家。
当然，人们给所谓色qíng作品定下的罪名不仅是腐蚀青少年，而且是腐蚀社会。在这方面书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麦实验。1967年，丹麦开放了色qíng文学（真正的色qíng文学）作品，1969年开放了色qíng照片，规定色qíng作品可以生产，并出售给十六岁以上的公民。这项实验有了两项重要结果：其一是，丹麦人只是在初开禁时买了一些色qíng品，后来就不买或是很少买，以致在开禁几年后，所有的色qíng商店从哥本哈根居民区绝迹，目前只在两个小小的地区还在营业，而且只靠旅游者生存。本书作者对此的结论是：“人有多种兴趣，xing只是其中的一种，色qíng品又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几乎没有人会把xing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把色qíng品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的人就更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