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长大体受到三种力量的左右：他父母的意愿，他的际遇，他本人的意愿。而一个人成为同xing恋者不是因为父母的意愿，也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一种际遇。就算这是遗传决定的，一个人带有何种遗传因子，对他自己也是一种际遇吧。既然这不由他本人决定，同xing恋就不是一种道德或者思想问题。我们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xing恋者像其他人群一样有些负面的现象，比如喜新厌旧、对恋爱对象不忠诚、对妻子家人隐瞒自己的真实xing倾向等等，这些或者可以说是思想或者道德问题，有一些具体的人应当为此负责任。但不该让全体同xing恋者为此负责。
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长成一个同xing恋者，包括同xing恋者本人在内。这是因为同xing恋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会遇到比常人不利的成长环境。这种愿望无可非议，但是现在举不出什么可靠的方法可以防止孩子成为同xing恋者。发现孩子有同xing恋倾向，也没有可靠的办法矫正。
不久前，在一个会议上听到一种说法，把同xing恋称为“社会丑恶现象”，列入了应当根除之列。在惊愕之余，我们也感觉到一些人对我们的社会期望之高。假如我们这个社会是一片庄稼地的话，这些同志希望这里的苗整齐划一，不但没有杂糙，而且每一棵苗都是一样的，这或许就是那位以同xing恋为“丑恶现象”的人心目中的“美丽现象”吧。不幸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某种意志的产物。这种现象的内容就包括：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xing别之分，贤愚之分，还有同xing恋和异xing恋之分，这都是自然的现象。把属于自然的现象叫做“丑恶”，不是一种郑重的态度。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这样的：有些事原本就是某个样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我们都知道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知道他们对同xing恋者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的人就少了。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道德上比较清白无辜，同xing恋者在多数人看来就不是这样的，遇到伤害以后很少有人同qíng，故而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我们的好几位调查对象就曾受敲诈，遭殴打，事后也不敢声张。有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现在可以给它加上一句：敲诈同xing恋。打聋子缺德，是因为他不知你为何打他，也就不知该不该还手；骂哑巴缺德，是因为他还不了口；扒绝户坟缺德，是因为没有他的后人来找你算账；敲诈同xing恋缺德，是因为他不敢报案。这四种行为全在同一水平线上。照我们的看法，这才是“丑恶现象”，应当加以根除。一个现象是否丑恶，应当由它的xing质来决定，而不是由它是针对什么人来决定。
国外不少社会学同仁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解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如娼jì、同xing恋者、少数民族，甚至与男xing相比之下处于不利地位的全体女xing，帮助他们改善生存环境，改变于人于己有害的行为方式，以便得到更好的生活。虽然我们研究同xing恋现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现事实，但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使公众对这个社会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有所了解，并持一种更符合现代jīng神的科学态度。
1992年，我和李银河合作完成了对中国男同xing恋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一本专著，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我们仍同研究中结识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联系。除此之外，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终关注着这一社会问题。
从1992年到现在，关注同xing恋问题的人已经多起来。有不少关于同xing恋的研究发表，还有一些人出来做同xing恋者的社会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qíng。当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现
之前就能有人来关注同xing恋的问题，那就更好一些。据我所知，因为艾滋病流行才来关注这个问题，是件很使同xing恋者反感的事qíng。我们的研究是出于社会学方面的兴趣，这种研究角度，调查对象接受起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些。
做科学研究时应该价值中立，但是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价值判断。作为一个研究者，可以回避同xing恋道德不道德这类问题，但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曾经使我相当地困惑，但是现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xing，那个人又爱他，那么此二人之间发生xing关系，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不道德。有些同xing恋伴侣也会有很深、很长久的关系，假如他们想要做爱的话，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们。我总觉得长期、固定、有感qíng的xing关系应该得到尊重。这和尊重婚姻是一个道理。
这几年，我们听到过各种对同xing恋的价值判断，有人说：同xing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同xing恋不道德，等等。因为我有不少同xing恋者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些话曾经使我相当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不难过了。这种难过已经变成了一种泛泛的感觉：在我们这里，人对人的态度，有时太过粗bào、太不讲道理。按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种态度过于原始——这可能是传统社会的痕迹。假如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将来qíng况会变得好些。
我对同xing恋者的处境是同qíng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这就让人更加同qíng。不管是同xing恋，还是异xing恋，对爱qíng忠贞不渝的人总是让人敬重。但是同xing恋圈子里有些事我不喜欢，那就是有些人中间存在的xing乱。和不了解的人发生xing关系，地点也不考究；不安全、不卫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国外有些同xing恋者认为，从一而终，是异xing恋社会里的陈腐观念，他们就喜欢时常更换xing伴。对此我倒无话可说。但一般来说，xing乱是社会里的负面现象，是一种既不安定又危险的生活方式。一个有理xing的人总能相信，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可取。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人们对同xing恋现象的关注，是和对艾滋病的关注紧密相联的。但艾滋病和男同xing恋的关联，应该说是有很大偶然xing的。国外近几年的qíng况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不再是男同xing恋，它和其他xing传播疾病一样，主要在社会的下层流传。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了这种病是怎么回事，素质较高的人就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预防它。剩下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才会患上这种病。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化，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倒以为，假如想要防止艾滋病在中国流行，对于我国的流làng人口，不可掉以轻心。
艾滋病发现之初，有些人说：这种病是上帝对男同xing恋者的惩罚。现在他们该失望了——不少静脉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我觉得人应该希望有个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们自己一样坏是不对的。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乐趣就是发掘别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后盼着人家倒霉。谢天谢地，我不是这样的人。
鉴于本文将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医者父母心”，一种人文的立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共鸣。我个人认为，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xing可以带来种种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而同xing恋是同xing恋者在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医学没有办法把同xing恋者改造成异xing恋者——我猜这是因为xing倾向和人的整个意识混为一体——所谓矫治，无非是剥夺他的xing能力。假如此说属实，矫治就没什么道理。有的人渴慕异xing，有些人渴慕同xing，但大家对爱qíng的态度是一样的，歧视和嘲笑是没有道理的。历史上迫害同xing恋者最力者，或则不明事理，或则十分偏执——我指的是中世纪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纳粹分子——中国历史上没有迫害同xing恋的例子，这可能说明我们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执，这种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同xing恋者一种保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举例来说，假如有一对同xing恋者要结婚，我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至于同xing恋者，我希望他们对生活能取一种正面的态度，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对社会负责。我认识的一些同xing恋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很好的工作能力。我总以为，像这样一些朋友，应该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个样子。我是个异xing恋者，我的狭隘经验是：能和自己所爱的女人体面地出去吃饭，在自己家里不受gān扰地做爱比较好。至于在街头巷尾勾个xing伴，然后在个肮脏地方瞎弄几下是不好的。当然，现在同xing恋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条件，但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当我们对我国的同xing恋现象进行研究时，常常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你们为什么放着很多重大问题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xing恋？假如这种诘难来自社会学界同仁，并不难答复。正文中将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做同xing恋研究的原因。难于答复的是来自一般人的诘难。故此这个问题又可以表述为：你们作为社会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同xing恋？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并不在于我们缺少研究同xing恋的理由，而在于我们缺少做出答复的资格。众所周知，只有一门科学中的出类拔萃之士，才有资格代表本门科学对公众说话。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做出解释。我们做这项研究所受到的困扰，不只是诘难，而且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不赞成研究同xing恋。毛泽东曾说，对牛弹琴，如果去掉对听琴者的藐视，剩下的就只是对弹琴者的嘲弄。虽然如此，我们仍不揣冒昧，不惧嘲弄，要对公众陈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立场，以及根据这样的立场，对同xing恋的研究为什么必不可少。
半个世纪以前，在文化人类学中处于泰山北斗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对费孝通的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进行观察的结果。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是一个实地调查者最珍贵的成就。
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区，包括了社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样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取。这就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人，对熟悉的人群做实在的观察，不回避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这种实在的作风乃是出于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站在这种信念的对立面的，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是“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于是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科学便被出卖了”。
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方面，有两种对立的立场：一种是说，科学在寻求真理，真理是对事实的实事求是；另一种则说，真理是由一种教义说明的，科学寻求的是此种真理正大光明的颂词。一种说，科学不应屈服于一种权威的教义；另一种说，科学本身就是权威的教义。一种说，不应出卖科学；一种则说，不存在出卖的问题，它自从出世，就在买方手中。一种说，在科学中要避免学院式的装腔作势；另一种则说，科学本身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一种说，科学是出于求知的努力，是永不休止的学习过程；另一种则认为，科学原质是天生所有的，后天的求学乃是养浩然正气，凡有助于正气的，可以格致一番，而不利于正气的，则应勿视勿听，以求达到思无邪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