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房子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尴不尬的毛病,只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间都不互称名字,用“喂”、“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为在这种地方作事,觉得称名道姓,有rǔ祖宗。因此我建议用代号,把年纪大的那位女士叫作“F1”,把年纪小的叫作“F2”。这两位女士马上就表示赞成。男人中,审稿排为M1,其余顺序排列,我是M5。只要不是工间cao时间,我们都要挺胸垂着头写稿子,那样子就像折断了颈骨悬在半空中的死尸。长此以往,我们都要像一些拐杖了。照我看来,这是因为在办公室的天花板上装了一架能转动的摄像机,而且它没有闲着,时时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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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F说,在公司里做事,感觉还可以。她说:事qíng似乎不该这么好。她听说公司对我们这些人有一套特别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伏伏贴贴的。对于这一点我也有耳闻,并且到第八创作集体的第一天,我就签了一纸合同,上面规定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不觉得特别可怕,因为作为一个被安置者,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为一个公民,我又必须服从国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说,作为一个人,我还要服从人间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几条也没什么。他们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无非是让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经在做了,感觉没有什么。F指出,我所说的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悖论,作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么。从原则上说,我承认她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不想做的事。我认为,作为人我已经失魂落魄,心理学的原则可以作废了。
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张chuáng,周围还拉了一圈帘子。那张chuáng是个有轮子的担架chuáng,加上帘子,就像基督教青年会的寄宿舍一样。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从食堂回来早了,就在上面睡着了——后来我被M1叫醒了,他说:起来,起来!你倒真积极,现在就躺上去!我坐起来时,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红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样子。M3朝我扑了过来,把我从chuáng上拉了下来。顺便说一句,大家对这张chuáng的态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开,仿佛遮上也不好。这件事纯属古怪。但是我认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既然当了写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关我当了写手,有一个正确的比方:一个异xing恋男人和同xing恋男子上了chuáng。这是因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写了一本书,而这本书还得了奖,它将是我这辈子能做的最后一件有人味的事。在这种qíng况下当写手,无异于受阉割。有一天上班时,我看到我们楼层的保安员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觉就像在心窝上被人踹了一脚。保安员的桌子放在楼梯口上,他们穿着金色的制服,经常在桌子后面坐着,偶而也起来串房间。有一天串到我们屋里来,在门口和M1说话:你们屋有个新来的?是呀。他不会找麻烦吧?M1稍稍提高了嗓门儿说:谁敢跟你们找麻烦?谁敢呢?这时候他的脸胀得像猪肝一样。保安员用手按住M1的肩头说:你不冷静……老同志了,不要这样嘛。而M1就沉住了气说道:每回来了新人,我都是这样。说到这里,他们两个一齐朝我这里转过头来。我端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
说到了保安员,必须补充一句,他们中间有女的,而且为数相当不少;这种qíng况只有在百货商场那种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在我们这里,她们格外的喜欢串房间。我们层有一个宽脸的小姑娘,长了一脸很可爱的雀斑,cao河北唐山一带口音,老爱往我们房间跑,并且管F1和F2叫大姐。这两位大姐就这样和她寒喧:你值班吗?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听到这样的回答,F2的额头上就爆起了青筋,低下头去。后来她就到我对面坐下,和我搭讪道:大哥,听说你会写书——我也想写书,你能不能教教我?对这一类的问题我是懒得答复的,但也不能不搭理人家;所以就说道:你要写什么哪?她说:我可写的事多着哪。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猛烈地咳呛起来了,抬头一看,只见F2一副要中风的样子,朝门口比着手势。见了这个手势,我就站了起来,说道:我要去上厕所——她当然不可能跟着我。等我回来时,那女孩走了。F2说:M5,你不错。我说: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说道:不能。我说不出口。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发现G组的同事里,只有审稿像个真正的“被安置人员”,换言之,只有他才像会犯思想错误的样子。这是因为我听说过他。众所周知,在我们的社会里,犯错误的人只是极少数,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人就算我不认识,也该有个耳闻。而组里别的人我都没听说过。F2也有点像个被安置人员,因为她虽然不聪明,但还算漂亮,有可能犯自由错误。其它的人既不聪明也不漂亮,不大可能犯错误。我找审稿打听了一下,他告诉我说,这里多数人都是走后门进来的。这使我大吃一惊,说道:我以后说话要小心了。但是他摇摇头说:用不着。不管怎么进来的,最后都是一样。他还说,你就在外面当小工也挺好的,进来gān嘛?我则拿同样的问题问他。于是他叹口气说道:现在说这样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有关走后门进来,我是这么理解的:假如只有犯了思想错误的人才能进公司来当创作员,那么就会有些人的著述明明不算犯错误,他却请客送礼托关系,硬要受到检举,以便到这里来——这和我没被安置时的作为相反,那时候我总要找我师妹把我错误的记录消去,带累得她进了监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待遇丰厚,并且每周只上一天班。
唐山女孩来串门是24号的事,而那个月没有31号。有关30号,我知道那一天领工资,还知道那天下午重新安置人员放假,这些都是从公司发的手册上知道的。别的事在29号我还一无所知,到了30号上午,我在门口就被人叫走了,被叫到训导部里听了一上午不着边际的训。作为一个常犯错误、常听训的人,我一看到训导员笑迷迷、慢条斯理地说话,就怀疑他要诈我jiāo待点什么,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转入正题:“好了,现在谈谈你的问题吧”。在这以后,他可能会翻了脸,大声地喝斥我;而在这段时间我应该不动声色地顶住,等着他来提醒我。但是我空等了一上午,他也没有转到正题上,也就是说,他胡扯了整整一上午,总在说我的错误是多么严重,而他们现在对我又有多好。中午时,他叫我到小餐厅吃招待饭,我等着他下午继续胡扯。但是在吃饭时他看了看手表,说道:你回组去吧;连饭都不让我吃完。只是当我离去时,他在我身后说:今天中午发生的事对你大有好处,希望你能保持谦虚、谨慎、合作。事后我想到,整整一上午他并没有完全胡扯,只是当你没有亲历那个事件时,根本就不知他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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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没有亲历过那个事件,我告诉你训导员的话,你也猜不出是要gān什么。所以你就把现在的一段当成考验你是否比我聪明的谜语来读罢。训导员说: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好好改造思想,但是这将是个痛苦的过程。假如你不幸是个知识分子,这样的话你一定听过上千遍了,但你不知所云。这不是你的错,因为说话的人并无所指。当它第一千零一次重复时就有所指,可这次你却忽略了。我也是这样的。
我回组里去,那座楼里没有一点声音,楼道里也没有人。这使我以为大家都下班了。但我还是要回组里去,因为那天领工资。我认为他们就算走了,也会在我桌上留条子,告诉我工资的事。但我推开G组的门时,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位子上坐得直挺挺,好像一个surpriseparty。然后我就被这种肃穆的气氛所慑服,悄悄溜回自己位子了。
现在我认为,把那天中午发生的事比作surpriseparty,这个比方不坏。那一天,第八创作集体里有一个秘密,但只对我一个人是秘密。我坐在自己位子上时,周围静悄悄的,但有时会听到一些古怪的声响,然后有些人蹑手蹑脚地走掉了,而且假如我没听错的话,这种声音是越来越近了。我还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红耳赤,虽然我没有照镜子,但我知道自己也是面红耳赤。对于要发生的事,我还是一无所知,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只要等着就是了。
在进公司当创作员之后,我受过不少次训导,但我和往常一样,左耳进,右耳出。坐在位子上等待时,我又力图把这些教训回忆起来。我能想到的只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说,公司出钱把我们这些人养起来,是出钱买安定。这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在这里,就会是不利社会安定的因素。我看不出,像这样每周只上一天班,怎么才能把我们安定住。另一句话是:在创作集体里,他们还要不断地对我们进行帮助、教育。假如说那些训导就是帮助、教育,我相信是不能把我安定住的。所以我已经猜出了正确的答案,这个surpriseparty就是一次帮助教育。这个猜测虽然是正确的,却失之于笼统了。
后来终于有人走进了我们的隔间,来的是两个保安员,一个高个的男子,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唐山女孩。我注意到那个男的手里拿了一叠大信封;女的手拿一个大广口瓶,里面盛了一种透明清彻的液体,还有一大包棉花,腋下夹了两根教鞭。那个男的低下头在信封里找了找,拿出一个递给M1。他就把它撕开,离开位子,把里面的纸片一一分给大家。我也拿到了我那一份,是曲别针别着的两张纸,一张是工资支票,和合同上签定的数相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另一张是打字机打的纸片,上面有我的姓名,身分证号码,还有一个简单的数字:8。然后我抬起头来,看到那个唐山女孩坐在M1的办公桌上,广口瓶的盖子打开了。她一手拿了那两根教鞭,另一只手拿了湿棉花在擦着,瞪着眼睛说道:谁先受帮助呀?还不等回答,她就走到chuáng边,把帘子一拉,钻到里面说:照老规矩,女先男后吧。我们又静坐了一会儿,听到唐山女孩说道:快点儿吧!你们后面还有别人哪!再说,早完了早回家呀!于是F1就站了起来,背朝着我,脱下了制服裙子,露出了泡泡纱那种料子的内裤、宽广的臀部,还有两条粗壮的腿,撩开帘子钻进去了。这时F2站起来,脱下外衣,把衬衣的下摆系在一起,并且也脱下了裙子。她的腿很长,很直,穿着真丝内裤,裤带边还有绢花,这时候她自言自语地说:对,对,早完早回家;与此同时,脸上红扑扑,青筋也bào出来了。我倒是听见了那种声音,但我还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帘子拉开,两位女士钻了出来,穿上衣服走了。唐山女孩也走了,走之前笑嘻嘻地对大家说:有谁想让我帮助,可以过来。我觉得那话是对我说的。后来房间里只剩了我们——M们。大家都坐着不动。终于M1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老同志带个头吧;走到chuáng边上脱了裤子躺上去,把纸片递给保安员,说道,我是5,字打得不清楚。这时我还是不信。直到藤条(也就是我以为是教鞭的那东西)呼啸着抽到他屁股上,我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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