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堂里的犹太教民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偶尔听彼得说到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利益、文化分歧。但这时的会堂里,诵经的声音低沉浑厚,像是低低沸煮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雄浑频率,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
我站在西摩路这座圣堂前面,一动不动。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我一直等到人们从会堂里出来,也没等来彼得。
远处传来手风琴拉的波尔卡。俄国犹太人的家里在举行晚会。俄国人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沉重,也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活泼làng漫。
地上的冰棒纸横着卷动,接着,雨来了。我看见一个人踩着波尔卡的节奏向我跑过来。
彼得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说,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假如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等烦了,走了,那只能是他活该,他对我说。他喘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跑了老大一截路,周五的萨巴士时间,这一带的huáng包车都给占完了。
我问他是不是临时有病人出了qíng况。他点了点头,吻着我的太阳xué。雨点加大了分量。
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用吻问我:假如你等我等不来,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说呢?就像你从来不等我,而我不等自来一样。
你看,跟彼得在一起,我是另一个人。
去哪里?彼得问我。
我说找个气氛好的小馆子吃晚饭。跟彼得在一块的这一部分我需要宁静,酷爱窃窃私语的幽暗小天地。一支蜡烛,两盘慡口的简单饭菜,音乐也要,诗也要,要它们替我们把甜蜜傻话说出来。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找了一家奥地利人开的沙龙式餐馆,这天晚上有配乐诗朗诵。
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jī。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fèng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gān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dàng,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彼得。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jīng明qiánggān、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gān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飚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yù,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xing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xing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qíng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qíng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qíng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gān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qíng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jiāo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gān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彼得与其在跟我说话,不如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得勒。他那一阵忙得事qíng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yīn谋披露出去,让美国的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gān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有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萨巴士。那个萨巴士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qíng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
你的护照。我说。
你给我买了一本美国护照?
没有卖的。就是有,我也买不起。但我给你弄到了一本护照。
他把手抽开,说:你得给我点心理准备。到底是怎么弄来的护照?我连相片都没给过你呀!
他的黑眼睛越睁越大,黑色放she开来,恐怖似乎散布到周围。
彼得,听着。我用gān练的口气说道。我的口气是那种gān缺德事的人,颠倒是非,头头是道。有个人叫杰克布·艾得勒,美国公民,三三年从德国逃亡的难民。你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就是杰克布·艾得勒。他和你长得很像,就是眼睛和头发颜色不一样,但相片上看不出来。你把头发染得浅一点,一定没人会发现你们是两个人的。
可是……我还是不懂。他说。
我没办法,只好把事qíng再讲清楚些,否则他以为我谋害了艾得勒先生。我告诉他,我如何千辛万苦地把杰克布哄上船,哄到了上海,就是谋取他的护照。在我讲到艾得勒先生在爱尔兰酒吧如何跟人赖赌债,又如何偷窃意大利厂主的罐头,我尽量把艾得勒讲成一个喜剧人物,可悲可恶的丑角,暗示彼得:跟这么个丑角,像我这样的女子只能毫不留qíng地利用。
他说:他真的非常像我?
原来他不放心的只有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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