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dàng一会儿，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返了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
走进去的时候，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那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个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眼睛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一会儿，上海人对于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jiāo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支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是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ròu，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撕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叼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七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是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节就和一堆阔佬们的垃圾用海运寄给我了。还有就是我的态度：逍遥自在，去留两可，这是半法国人最中意的一点，也是六个犹太瘪三即便变成肖邦自身也敌不过我的一点。
半法国人正要还击那个抗议者。我笑笑说，cha队是我们中国人的坏习惯，我愿意改正。于是我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准备往第六位候补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过来。这个瞬间我正好离钢琴不到一步，在弹琴人的右侧。
不知为什么，我心乱了。是一时间想到许多很不具体的悲哀事物的那种乱。似乎包括我那个被消防水龙头的淋浴冲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这六位，抖掉头上的消毒药粉，立刻满城钻营，即便报上登的“此房不对难民出租”、某某职位“欢迎应聘，难民除外”都挡不住他们。
台上的人弹完了。另一个走上去。我好像同时在想好些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我被另一个人的弹奏惊醒。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是个瘦子（瘦子已经不能作为犹太难民的相貌特征了）。这个年轻的瘦子弹得好极了，好得我应该站起来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走，他们衷心希望老板是个老粗，此刻甄别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国人的一半。
不过他们坐得越来越不安。这个人弹这么好，gān吗不去别处高就，来抢他们一小时六角钱的工钱？
等这个人弹完，我被老板叫了起来。老板其实没什么不对，他找我这样的年轻女钢琴师可以兴旺生意，等他发了财，他的孙辈可以做沙逊、嘉道理那样的大善人。他叫我弹刚才那个琴手弹的《匈牙利舞曲》，李斯特的。我说我没有翻谱的呀。老板叫刚才的琴手别走，坐下来为小姐翻谱。
其他人都请坐吧。老板打了个手势，让五个考生坐在一张桌上。不久，法式面包捧来了，huáng油和果酱跟着来了。老板真有做嘉道理的潜质呢。
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瘦子对老板说，起码应该听一听他的弹奏。他五岁就参加过钢琴比赛。法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参加了德累斯顿jiāo响乐团。他做律师的二十年从来都是jiāo响乐团的候补钢琴手。对了，也许老板也需要一位候补琴手？哪个剧团都有A、B角啊……这个小姐看起来纤细脆弱，说不定会头疼脑热，总需要个B角吧？
老板对大家说每个人都可以做B角，只要把姓名、地址留下，一旦需要，就会请他们来，由B角变成A角。
前律师说，到那时他的全家已经饿死了。他冲着我来了，问我是不是缺了弹琴这碗饭就会饿死。
我刚才说过，我心里特乱。一团大乱。我和我父亲一样，常常会有这种满心大乱的时刻。这是突发奇想，或者大彻大悟，或者产生什么大善大恶念头的时刻。一般在这个时刻我目空一切，周围发生什么我都充耳不闻。我在一片混乱的思绪中似乎抓到了什么，但再一理，发现抓到的已经溜掉。似乎是一个关于责任的追问：谁该对我眼前看到的饥饿的悲哀的面容负责。不该我负责。仔细一想，也不完全该希特勒负责。因为类似的大迫害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早就发生过多次。只是希特勒由于他的心理缺陷、人格病灶使这迫害变得如此浩大。
我旁边的人说话了。他对我说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得挣钱养活一家五口。父母、弟、妹。我仍然在想“负责”的事。你要养活一家五口，就靠一小时六角钱，这该谁负责？早期来上海、更早期到哈尔滨的犹太难民，他们九死一生、迢迢万里，这些都该谁负责？我祖父登上美国海岸时，消防水龙头把他冲趴下，这可不是我把一个琴凳让给你能够解决的。
旁边这个人说我的小指没力气。我说我知道，谢谢。他问我gān吗不请一个人做教练，训练小指头，用不了一年，小指就能给训练好。我笑了笑。
我可以做你的教练，他说。
我看他一眼。这是个带些贵气的模样。那双手细长无节，简直没得说。
年轻的瘦子非常腼腆。如此腼腆，却找上门要挣我的钱，给我这个毫无指望弹钢琴独奏的人训练小指头。他可真被bī急了。他的眼睛又黑又大，你肯定没见过那样的眼睛，几乎没有白眼球。你别忘了，我不是个对外族男子缺见识的女人。我在美国长到十二岁，是让异族人当异类看待的。但身边的年轻瘦子不一样。我说过街上那些背货箱的难民有一天让我突然感动不已，让我发觉了心灵某处秘密存在的一块伤，那么，这个犹太青年让那伤刺痛起来。他想赚我一票、想玩一点手腕让我雇用他的企图太可悲了。他还想让两步之外的老板听到他对我琴技的诊断，这些都让我心里发堵。
老板怎么会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雇用难民会成为他惨淡经营的征兆，客人们会看破它。老板让所有考生吃完面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让我回去等他的电话。我在霞飞中路560弄的住址告诉了他，弹钢琴这碗饭对于我来说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岁的前律师）都对那巨大无形的面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后两秒钟，不甘地陆续站起来。忍了半天不去抓浑身的痒，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几下。他们几百人住一个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虫在夜间从一具ròu体逛到另一具ròu体上去尝鲜。
好吧，我对年轻的瘦子说。
你是指当教练这事吗？他问道。他的英语相当伦敦味。
我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指“A角”。这个钢琴手的A角理所当然该是他的。但我暂时急需这位置。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再帮着找几个比我还没音乐天分的学生。因为他们学不出来，所以他可以永远教下去，永远有收入。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张口就这么玩世不恭。但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不会正经八百的人。
我说：怎么样？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过你要做好捶胸顿足的打算。他们比我还没指望。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你就放弃吧。我岂止是小指头的毛病？
他说：我是问，那么好的挣钱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他朝我侧转脸，钢琴上的蜡烛映在他眉弓下两泓深深的潭水里。
我突然感到了我们肌肤的接触。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挤着我，我贴着你。奇怪的是，只有心里突然有了什么，肌肤厮磨才发生意义。所以一切都是心灵作怪。我马上向旁边移了一点。没有用，他的体温和气息与我的仍在jiāo融。一阵燥热来了。我的避让反而使我们更敏感。
也许我在美国生活的那十二年（虽然成长在洗衣坊的后院），让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容易接受。也许是从小让我母亲的戒尺抽着学芭蕾，弄出了个优雅的假象。也许很简单，我就是那种让男人们认为很好上手的女人。后来彼得·寇恩说：你一进来，我就被你的优雅美丽征服了。陈词滥调，是不是？不过那时候我们都看惯了好莱坞的làng漫故事，对类似làng漫的陈词滥调充满期待。别出心裁的làng漫语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边弹奏，一边告诉年轻的瘦子（要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才会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选择这个餐馆，因为这一带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是我父亲常来的。我堕落到做餐馆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显然没听懂，这是什么样的父女关系。
我要我父亲看到他女儿自食其力的场面。这可是经典场面，多有戏剧xing？
不用告诉你了，我当晚就被半法国老板留下来，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几个陈词滥调。现在，年轻的瘦子开始打听我的姓名。
你叫什么名字？小姐？
你呢？我问他。
现在他不用给我翻谱了。那些调调太熟，自己找到路，从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键上。我希望他紧挨着我坐在同一个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结束这一晚的工作。
他说他叫什么、姓什么。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个常见的犹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诉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谐音。五月的女儿，所以就叫五月。我们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图省事。但我在家里叫“妹妹”，因为我伯父、姑姑们的孩子都年长于我，我是所有晚辈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欢这个名字。彼得说。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样对号。我怀疑彼得是表面消极、被动，实际上颇有攻击力的小伙子。他马上问我，结束工作后能不能一块儿出去走走。去哪里走走？你说呢，May？反正在外白渡桥宵禁之前，过到桥那边就成。一点钟宵禁吗？嗯，所以还会有不少时间。来了上海我哪里都没去过，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我在一张犹太人的免费报纸上看来的……你看，我卖琴艺不妨碍我和彼得闲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说。
我心跳了，手指头也开始乱。他那么想把这个夜晚变成我们俩的，却又那么六神无主地看着我，要我把他对我的邀请变成我对他的邀请。不知怎么，这一点特别打动我。走走有什么不好？它是最没有后果，最不需花费的温馨时光。这是一片沦亡的国土，周围全是亡国的人们，和这个清秀优美、祖上就没有任何国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点点头。
餐馆在十一点就基本没什么客人了。到底是个新餐馆，来这儿的人都是为了赶饭，不是图享乐。名牌餐馆到凌晨天蒙蒙亮，还会有新到达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总是会在那几个餐馆照上面。
就像现在一样，你去上海的几家名餐馆名酒吧，常常看见的就是那几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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