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洋车夫相撞,车夫回过头来,你一句,我一句,那是骂人,那不是批评……我决不赞成一个人乱骂人,因而丢了自己的脸。”“讲到批评的时候免不了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不通’,‘胡说’,‘糟踏纸张笔墨’,是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的qíng形之下,这些话是最恰当的批评”。“新近报纸上常引法国大文学家法朗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既是一个‘灵魂’,‘冒险’,还能受什么范围?”
Gentleman,英语:绅士。“jīng神的冒险”,也译作“灵魂的冒险”。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说过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的话。
(7)这一节是模仿徐志摩的文字而给以讽刺的。参看《集外集·“音乐”?》。
(8)买一本字典胡适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的《胡说(一)》中,说“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他指责王统照在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克司台凯莱的盲女》时不查字典,“捏造谬解”,“完全不通”。并说:“我常对我的翻译班学生说,‘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9)青年何其多流产当时有些人把青年作者发表不够成熟的作品斥为“流产”。《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刊登江绍原《huáng狗与青年作者》一文,认为由于报刊的编辑者不知选择,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产——生产出许多先天不足,月分不足的小家伙们。”随后徐志摩等人也发表文章应和。同年十月二日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副刊殃》一文,指责青年作者“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鲁迅对这种论调的批评,可参看本书《这个与那个》第四节。
(10)开风气之先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上激烈反对白话文。胡适在《国语》周刊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其中说到章士钊也是很早就写过白话文的,“同是曾开风气人”。章即在《甲寅》周刊一卷八号(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答适之》,其中也说:“二十年前。吾友林少泉好谈此道。愚曾试为而不肖。十年前复为之。仍不肖。五年前又为之。更不肖。愚自是阁笔。”
一读经与读史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2),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3)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4)以前。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5)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6)中的两种《茅亭客话》(7),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宋事,《三朝北盟汇编》(8)已经变成古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9)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10)原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11),《明季稗史汇编》(12),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13)。
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gān。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qíng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qíng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得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就在此。
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LeBon(14)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15)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xing,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
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ròu:这也就大差其远了。
十二月八日。
二捧与挖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jīng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蹳呀似的骇人的畜类;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则被捧而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终于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名目忘记了,也许是《笑林广讯》(16)罢,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qíng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
(17)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
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18)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xing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最先与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19)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拚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鍼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
(20)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xing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yù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yīn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shòu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21)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xing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jīng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jīng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四流产与断种
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偶尔说一说;应和的也是qíng有可原的,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