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_鲁迅【完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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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也许说,这是“高傲”得可恶了,该得惩罚。这话自然很像不错的,但也不尽然。我的家里还住着一个乡下人,因为战事,她的家没有了,只好逃进城里来。她实在并不“高傲”,也没有反对过杨荫榆,然而她的家没有了,受了破坏。战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抛了,田地荒了,她也还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点剩下的东西,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来活下去。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便是破坏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万国妇女的什么会里去,请他叙述中国女学的qíng形,他一定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7)赶尽杀绝不可。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

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这虽然是一个可笑的极端的例,但有这一类的思想的,实在并不止张献忠一个人。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赴这会的后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见日报,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8)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是林素园(9)。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兵的开毁校纪念?现在姑且将培良君的这一篇转录在这里,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附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原题《记鲁迅先生的谈话》,署名培良。

(2)培良向培良,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

曾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3)《工人绥惠略夫》俄国阿尔志跋绥夫(M.].NFjhRVST,1878—1927)著中篇小说,鲁迅译本于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于一九二七年六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该撒(G.J.Caesar,前100—前44)通译恺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克来阿派忒拉(Cleopatra,前69—前30),通译克利奥佩特拉,埃及女王。大马色(Damascus),通译大马士革。世界最古的城市之一;现在是叙利亚的首都。

(5)对德和约指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北京签订的《中德协约》。

其中规定德国放弃以前在山东攫取的特权,双方声明保护在各自管辖下的对方财产,并决定重建外jiāo关系,互派公使。

(6)这段话见于《工人绥惠略夫》第六章。

(7)“毛鸦头”即毛丫头。吴稚晖对女师大学生的蔑称。参看本卷第121页注(12)。

(8)任可澄(1879—1945)字志清,贵州安顺人。一九二六年六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八月末,他将女师大与女大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自兼院长。

(9)林素园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

小峰兄:

别后之次日,我便上车,当晚到天津。途中什么事也没有,不过刚出天津车站,却有一个穿制服的,大概是税吏之流罢,突然将我的提篮拉住,问道“什么?”我刚答说“零用什物”时,他已经将篮摇了两摇,扬长而去了。幸而我的篮里并无人参汤榨菜汤或玻璃器皿,所以毫无损失,请勿念。

从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别快车,所以并不嚣杂,但挤是挤的。我从七年前护送家眷到北京(2)以后,便没有坐过这车;现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间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这回却将男的逐出,另外请进一个女的去。将近浦口,又发生一点小风cháo,因为那四口的一家给茶房的茶资太少了,一个长壮伟大的茶房便到我们这里来演说,“使之闻之”(3)。其略曰: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介)去!自己也还能卖掉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发财了。然而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女念念书,将来好好过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会做出来!我们一堆共有六个人,谁也没有反驳他。听说后来是添了一块钱完事。

我并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学士们的后尘,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骂孙传芳大帅。不过一到下关,记起这是投壶(4)的礼义之邦的事来,总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里,下关也还是七年前的下关,无非那时是大风雨,这回却是晴天。赶不上特别快车了,只好趁夜车,便在客寓里暂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谓“夫子”)和茶房还是照旧地老实;板鸭,cha烧,油jī等类,也依然价廉物美。喝了二两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

正在田野里的时候,茶房来说有人要我出去说话了。出去看时,是几个人和三四个兵背着枪,究竟几个,我没有细数;总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个说要看我的行李。问他先看那一个呢?他指定了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我和现任的“有枪阶级”接洽,民国以来这是第一回。我觉得他们倒并不坏;假使他们也如自称“无枪阶级”(5)的善造“流言”,我就要连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车是十一点钟开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觉,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须弯起来。这车里的茶是好极了,装在玻璃杯里,色香味都好,也许因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惊小怪了罢,然而大概确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两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几乎没有睡觉。

在这车上,才通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也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录》(6)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恐怕投壶的日子正长久哩。

现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于想走。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是走来走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作“吉柏希”(7)的,乐于迁徙,不肯安居,私心窃以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

这里在下雨,不算很热了。

鲁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

(2)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鲁迅回绍兴接母亲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湾。

(3)“使之闻之”语见《论语·阳货》:“孺悲yù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4)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礼记·投壶》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以为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时,曾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过这种古礼。

(5)“无枪阶级”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法宝,做我们应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业。

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肯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开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天桥附近,是当时北京的刑场。

(6)《消闲录》上海出版的一种无聊小报。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创刊,原名《消闲报》,一九○三年改为《消闲录》。

(7)吉柏希(Gypsy)通译吉卜赛。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十世纪时开始向外迁移,流làng在欧洲、西亚、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为生。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

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2)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十月十四夜,校讫记。

软刀语出明朝遗民贾凫西所作的《木皮散人鼓词》:“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这里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反动言论。

(2)这是陈西滢在《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中攻击鲁迅的话,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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