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也许说，这是“高傲”得可恶了，该得惩罚。这话自然很像不错的，但也不尽然。我的家里还住着一个乡下人，因为战事，她的家没有了，只好逃进城里来。她实在并不“高傲”，也没有反对过杨荫榆，然而她的家没有了，受了破坏。战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抛了，田地荒了，她也还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点剩下的东西，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来活下去。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便是破坏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万国妇女的什么会里去，请他叙述中国女学的qíng形，他一定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7）赶尽杀绝不可。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
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这虽然是一个可笑的极端的例，但有这一类的思想的，实在并不止张献忠一个人。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赴这会的后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见日报，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8）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是林素园（9）。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兵的开毁校纪念？现在姑且将培良君的这一篇转录在这里，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附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原题《记鲁迅先生的谈话》，署名培良。
（2）培良向培良，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
曾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3）《工人绥惠略夫》俄国阿尔志跋绥夫（M．]．NFjhRVST，1878—1927）著中篇小说，鲁迅译本于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于一九二七年六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该撒（G．J．Caesar，前100—前44）通译恺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克来阿派忒拉（Cleopatra，前69—前30），通译克利奥佩特拉，埃及女王。大马色（Damascus），通译大马士革。世界最古的城市之一；现在是叙利亚的首都。
（5）对德和约指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北京签订的《中德协约》。
其中规定德国放弃以前在山东攫取的特权，双方声明保护在各自管辖下的对方财产，并决定重建外jiāo关系，互派公使。
（6）这段话见于《工人绥惠略夫》第六章。
（7）“毛鸦头”即毛丫头。吴稚晖对女师大学生的蔑称。参看本卷第121页注（12）。
（8）任可澄（1879—1945）字志清，贵州安顺人。一九二六年六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八月末，他将女师大与女大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自兼院长。
（9）林素园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
小峰兄：
别后之次日，我便上车，当晚到天津。途中什么事也没有，不过刚出天津车站，却有一个穿制服的，大概是税吏之流罢，突然将我的提篮拉住，问道“什么？”我刚答说“零用什物”时，他已经将篮摇了两摇，扬长而去了。幸而我的篮里并无人参汤榨菜汤或玻璃器皿，所以毫无损失，请勿念。
从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别快车，所以并不嚣杂，但挤是挤的。我从七年前护送家眷到北京（2）以后，便没有坐过这车；现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间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这回却将男的逐出，另外请进一个女的去。将近浦口，又发生一点小风cháo，因为那四口的一家给茶房的茶资太少了，一个长壮伟大的茶房便到我们这里来演说，“使之闻之”（3）。其略曰：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介）去！自己也还能卖掉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发财了。然而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女念念书，将来好好过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会做出来！我们一堆共有六个人，谁也没有反驳他。听说后来是添了一块钱完事。
我并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学士们的后尘，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骂孙传芳大帅。不过一到下关，记起这是投壶（4）的礼义之邦的事来，总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里，下关也还是七年前的下关，无非那时是大风雨，这回却是晴天。赶不上特别快车了，只好趁夜车，便在客寓里暂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谓“夫子”）和茶房还是照旧地老实；板鸭，cha烧，油jī等类，也依然价廉物美。喝了二两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
正在田野里的时候，茶房来说有人要我出去说话了。出去看时，是几个人和三四个兵背着枪，究竟几个，我没有细数；总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个说要看我的行李。问他先看那一个呢？他指定了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我和现任的“有枪阶级”接洽，民国以来这是第一回。我觉得他们倒并不坏；假使他们也如自称“无枪阶级”（5）的善造“流言”，我就要连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车是十一点钟开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觉，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须弯起来。这车里的茶是好极了，装在玻璃杯里，色香味都好，也许因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惊小怪了罢，然而大概确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两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几乎没有睡觉。
在这车上，才通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也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录》（6）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恐怕投壶的日子正长久哩。
现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于想走。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是走来走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作“吉柏希”（7）的，乐于迁徙，不肯安居，私心窃以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
这里在下雨，不算很热了。
鲁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
（2）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鲁迅回绍兴接母亲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湾。
（3）“使之闻之”语见《论语·阳货》：“孺悲yù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4）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礼记·投壶》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以为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时，曾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过这种古礼。
（5）“无枪阶级”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法宝，做我们应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业。
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肯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开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天桥附近，是当时北京的刑场。
（6）《消闲录》上海出版的一种无聊小报。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创刊，原名《消闲报》，一九○三年改为《消闲录》。
（7）吉柏希（Gypsy）通译吉卜赛。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十世纪时开始向外迁移，流làng在欧洲、西亚、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为生。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
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2）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十月十四夜，校讫记。
软刀语出明朝遗民贾凫西所作的《木皮散人鼓词》：“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这里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反动言论。
（2）这是陈西滢在《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中攻击鲁迅的话，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