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_鲁迅【完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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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不是刚说我没有“捏造事实”么?那封信里举的却有。说是我说他“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了,其实都不对。杨荫榆女士的善于请酒,我说过的,或者别人也说过,并且偶见于新闻上。现在的有些公论家,自以为中立,其实却偏,或者和事主倒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等关系,甚至于叨光了酒饭,我也说过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么,报社收津贴,连同业中也互讦过,但大家仍都自称为公论。至于陈教授和杨女士是亲戚而且吃了酒饭,那是陈教授自己连结起来的,我没有说曾经吃酒饭,也不能保证未曾吃酒饭,没有说他们是亲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是亲戚,大概不过是同乡罢,但只要不是“某籍”,同乡有什么要紧呢。绍兴有“刑名师爷”,绍兴人便都是“刑名师爷”的例,是只适用于绍兴的人们的。

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这也是没法补救,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一共廿年,被人们骗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yīn谋。即如上文虽然说明了他们是亲戚并不是我说的话,但因为列举的名词太多了,“同乡”两字,也足以招人“生气”,只要看自己愤然于“流言”中的“某籍”两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21)(《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势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bào戾之气,还是让它尽量发出来罢,“一群悻悻的狗”,在后面也好,在对面也好。我也知道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脸上笔下却全都“笑吟吟”,是极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个dòng,便什么之气都出来了。但其实这倒是真面目。

第二种罪案是“近一些的一个例”,陈教授曾“泛论图书馆的重要”,“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我却轻轻地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还问道:“你看见吗,那刀笔吏(22)的笔尖?”“刀笔吏”是不会有漏dòng的,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为“刀笔吏”了罢。《现代评论》早已不见,全文无从查考,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敬谨改正,为“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现在又下了台,目前无法补救了,很可惜”罢。这里附带地声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举大意用“据说”,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和《晨报》大将文例不相同。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元。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23),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帐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帐,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xing,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第四种的罪案是……。陈源教授说,“好了,不举例了。”

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本来已经说不胜说”,或者是在矫正“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的恶习之故罢,所以就用三个例来概其全般,正如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此后,就可以结束,漫骂——“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称,但我不知道,只好暂用这加于“下流”人等的行为上的话——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标本,删之可惜,扯下来粘在后面罢——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马就够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作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24)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chuī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这是根据了三条例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其实是称别个为“文士”我也笑,称我为“思想界的权威者”(25)我也笑,但牙却并非“笑掉”,据说是“打掉”的,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chuī”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记得曾在报上发表;

(26)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来也放过几枝,但总是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陈源教授之辈,“请君入瓮”(27),也给他尝尝这滋味。不过虽然对于他们,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例如《语丝》上的《音乐》(28)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闲话》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此后也还要she,并无悔祸之心。至于署名,则去年以来只用一个,就是陈教授之所谓“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29)就是。但在下半年,应将“教育部佥事”五字删去,因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30)了,还未去做,然而豫备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还有一个小目的,是在对于以我去年的免官为“痛快”者,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在我呢,心术是看不见的东西,且勿说,我的躲在家里的生活即不利于作“捏……言”的枢纽。剩下的只有“幽默”问题了,我又没有说过这些话,也没有主张过“幽默”,也许将这两字连写,今天还算第一回。我对人是“骂人”,人对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语”,这真使我记起我的同乡“刑名师爷”来,而且还是弄着不正经的“出重出轻”的玩意儿的时候。这样看来,一面镜子确是该有的,无论生在那一县。还有罪状哩——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

(31)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gān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32)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33)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34),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35),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36);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37),我是用《太平广记》(38)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39)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40)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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