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三日。
前日某报载某君述长chūn归客的谈话，说：日人在伪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dàng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
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gān。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３〕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二次革命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杀害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并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国民公仆”袁世凯在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曾自称是“国民一分子”，并说过“总统向称公仆”等话。〔６〕“军政执法处”袁世凯设立的专事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民的特务机关。
〔７〕旧皇帝指清朝宣统皇帝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谈判议决，对退位后的清帝给以优待，仍保留其皇帝称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这位木斋先生对我有两种误解，和我的意见有一点不同。
第一是关于“文”的界说。我的这篇杂感，是由《大晚报》副刊上的《恶癖》而来的，而那篇中所举的文人，都是小说作者。这事木斋先生明明知道，现在混而言之者，大约因为作文要紧，顾不及这些了罢，《第四种人》这题目，也实在时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诏”。我现在作一个无聊的声明：何家gān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不过好在这样误解的人们也并不多。
意见不同之点，是：凡有所指责时，木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内为“风凉话”；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内为“风凉话”，如身居上海，而责北平的学生应该赴难，至少是不逃难之类〔８〕。
但由这一篇文章，我可实在得了很大的益处。就是：凡有指摘社会全体的症结的文字，论者往往谓之“骂人”。先前我是很以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们的意见，是认为这类文章，决不含自己在内，因为如果兼包自己，是应该自下罪己诏的，现在没有诏书而有攻击，足见所指责的全是别人了，于是乎谓之“骂”。且从而群起而骂之，使其人背着一切所指摘的症结，沉入深渊，而天下于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gān。
〔２〕指《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张若谷的《恶癖》一文，原文见本篇“备考”。
〔３〕宫地嘉六（１８８４—１９５８）日本小说家。工人出身，曾从事工人运动。作品有《煤烟的臭味》、《一个工人的笔记》等。〔４〕金子洋文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早期曾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品有小说《地狱》、剧本《枪火》等。〔５〕《子夜》长篇小说，茅盾著。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６〕“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７〕文星即文曲星，又称文昌星，旧时传说中主宰文运的星宿。
〔８〕周木斋指责学生逃难的话，参看本卷第１０页注〔５〕。
记得有一次跟着一位北方朋友上天津点心馆子里去，坐定了以后，堂倌跑过来问道：“老乡！吃些什么东西？”
“两盘锅贴儿！”那位北方朋友用纯粹的北方口音说。
随着锅贴儿端来的，是一盆辣椒。
我看见那位北方朋友把锅贴和着多量的辣椒津津有味的送进嘴里去，触起了我的好奇心，探险般的把一个锅贴悄悄的蘸上一点儿辣椒，送下肚去，只觉得舌尖顿时麻木得失了知觉，喉间痒辣得怪难受，眼眶里不自主涌着泪水，这时，我大大的感觉到痛苦。
那位北方朋友看见了我这个样子，大笑了起来，接着他告诉我，北方人的善吃辣椒是出于天xing，他们是抱着“饭菜可以不要，辣椒不能不吃”的主义的；他们对于辣椒已经是仿佛吸鸦片似的上了瘾！还有北方人自小在母亲怀里，大哭的时候，倘使母亲拿一只辣茄子给小儿咬，很灵验的可以立止大哭……现在的中国，仿佛是一个大哭时的北方婴孩，倘使要制止他讨厌的哭声，只要多多的给辣茄子他咬。
中国的人们，等于我的那位北方朋友，不吃辣椒是不会兴奋的！
三月十二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２〕和不准大学生逃难〔３〕，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jīng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４〕，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５〕《huáng鹤楼》诗以吊之，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６〕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gān。
〔２〕北平的迁移古物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政府以“减少日军目标”为理由，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３〕不准大学生逃难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qíng，……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４〕禹是一条虫这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对禹作考证时，曾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见《古史辨》第一册六十三页）
〔５〕崔颢（？—７５４）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他的《huáng鹤楼》诗原文为：“昔人已乘huáng鹤去，此地空余huáng鹤楼。huáng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睛川历历汉阳树，芳糙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８〕文化城一九三二年十月间，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bī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jīng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pào火。这实际上迎合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斯德丁〔７〕实在不可以代表整个的日耳曼的，北方也实在不可以代表全中国。然而北方的孩子不能用辣椒止哭，却是事实，也实在没有法子想。
吸鸦片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也有烟瘾，是的确的。
然而嗜辣椒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却没有辣椒瘾，和嗜醋者的孩子，没有醋瘾相同。这也是事实，无论谁都没有法子想。
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还是改不过来的。格里莱阿〔８〕说地球在回旋，教徒要烧死他，他怕死，将主张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回旋。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球是实在在回旋的缘故。
所以，即使我不反对，倘将辣椒塞在哭着的北方（！）
孩子的嘴里，他不但不止，还要哭得更加利害的。七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g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