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开放××”指当时一些国民党政客鼓chuī的“开放政权”。
〔６〕徐娘《南史·后妃传》有关于梁元帝妃徐昭佩的记载：“徐娘虽老，犹尚多qíng。”后来因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成语。这里是指汪jīng卫。
〔７〕“似战似和”等语，是讽刺汪jīng卫等人既想降日又要掩饰投降面目的丑态。如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jīng卫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rǔ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
〔８〕“以天下与人易”语见《孟子·滕文公》：“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９〕入火坑汪jīng卫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投身火坑一样。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时……，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
热河的战争〔２〕开始了。
三月一日——上海战争的结束的“纪念日”，也快到了。“民族英雄”的肖像〔３〕一次又一次的印刷着，出卖着；而小兵们的血，伤痕，热烈的心，还要被人糟蹋多少时候？回忆里的pào声和几千里外的pào声，都使得我们带着无可如何的苦笑，去翻开一本无聊的，但是，倒也很有几句“警句”的闲书。这警句是：
“喂，排长，我们到底上那里去哟？”——其中的一个问。
“走吧。我也不晓得。”
“丢那妈，死光就算了，走什么！”
“不要吵，服从命令！”
“丢那妈的命令！”
然而丢那妈归丢那妈，命令还是命令，走也当然还是走。四点钟的时候，中山路复归于沉寂，风和叶儿沙沙的响，月亮躲在青灰色的云海里，睡着，依旧不管人类的事。
这样，十九路军就向西退去。
（huáng震遐：《大上海的毁灭》。〔４〕）
什么时候“丢那妈”和“命令”不是这样各归各，那就得救了。
不然呢？还有“警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说以外，还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
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
（见同书。）
这是警告我们，非革命，则一切战争，命里注定的必然要失败。现在，主战是人人都会的了——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画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
二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gān。
〔２〕热河的战争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军继攻陷山海关后，又进攻热河省。
〔３〕族英雄”的肖像指当时上海印售的马占山、蒋光鼐、蔡廷锴等抵抗过日本侵略军的国民党将领的像片。
〔４〕huáng震遐（１９０７—１９７４）广东南海人，“民族主义文学”的骨gān分子。《大上海的毁灭》，一部取材于一二八上海战争，夸张日本武力，宣扬失败主义的小说；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起连载于上海《大晚报》，后由大晚报社出版单行本。
“词的解放”〔２〕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
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３〕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平津会》杂剧
（生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４〕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唱）：〔短柱天净纱〕〔５〕热汤混账——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模仿中央榜样：——整装西望，
商量奔向咸阳。
（生）：你你你……低声！你看咱们那汤儿呀，他那里无心串演，我这里有口难分，一出好戏，就此糟糕，好不麻烦人也！
（旦）：那有什么：再来一出“查办”〔６〕好了。咱们一夫一妇，一正一副，也还够唱的。
（生）：好罢！（唱）：〔颠倒阳chūn曲〕〔７〕人前指定可憎张〔８〕，骂一声，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里算甚糊涂账？
只不过假装腔，
便骂骂又何妨？
（丑携包裹急上）：阿呀呀，哙哙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儿呀，你这么心慌！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么几挡，让我们好收拾收拾。（唱）：〔颠倒阳chūn曲〕背人搂定可怜汤，骂一声，枉抵抗。
戏台上露甚慌张相？
只不过理行装，
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们倒要理行装！我的行装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儿快快走扶桑〔９〕，（生）：雷厉风行查办忙。
（丑）：如此牺牲还值得，堂堂大汉有风光。（同下。）三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gān。
〔２〕“词的解放”一九三三年曾今可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提倡所谓“解放词”，该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其中载有他作的《画堂chūn》：“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gān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３〕温柔敦厚语见《礼记·经解》：“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４〕热汤双关语，指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军进攻热河时他仓皇逃跑。日军于三月四日仅以一百余人的兵力就占领了当时的省会承德。
〔５〕短柱天净纱短柱，词曲中一种翻新出奇的调式，通篇一句两韵或两字一韵。《天净纱》是“越调”中的曲牌名。〔６〕“查办”热河失陷后，为了逃避人民的谴责，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议将汤玉麟“免职查办”，八日又下令“彻查严缉究办”汤玉麟。
〔７〕颠倒阳chūn曲《阳chūn曲》一名《喜chūn来》，是“中吕调”中的曲牌名。作者在《阳chūn曲》前用“颠倒”二字，含有诙谐、讽刺的意味。
〔８〕张指张学良。热河失陷后，蒋介石曾把失地责任委罪于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９〕扶桑据《南史·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旧时我国常以“扶桑”指称日本。
李顿报告书〔２〕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以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了。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cháo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３〕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rǔ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纸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表为jiāo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jiāo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就要处死刑。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只剩得“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了。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yīn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么？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我们这种倾向十二万分的坚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说：“如有jian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也不过装出挡挡炸弹枪pào的姿势；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４〕。不但如此，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这一切都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cháo流渐起，为之焦虑”〔５〕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它悔悟，达到远东永久和平的目的，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而李顿爵士要还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
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
三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gān。
〔２〕李顿报告书李顿（Ｖ．Ｌｙｔｔｏｎ，１８７６—１９４７），英国贵族。一九三二年四月，国际联盟派他率领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发表所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称《李顿报告书》），其中竟说日本在中国东北有“不容漠视”的“权利”及“利益”。日本侵入东北，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紊乱”和中国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损害”；是由于苏联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使日本“忧虑”。在《报告书》的第九章中，把孙中山早年关于引进外国技术、资金以帮助中国开发建设的主张加以歪曲引用，提出“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实际上是主张由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报告书》还荒谬地提出使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满洲自治”主张。当时国民党政府竟称这一报告“明白公允”，对《报告书》原则表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