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摄制组的确得了保定的大方便。保定地委书记曾亲自陪导演去满城山里选景，选定了，全组人马便一头扎在县政府招待所。县委书记和县长几次三番来关照摄制组，招待所所长则用保定话告诉我：“我要让同志们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饭，烧洗澡水的锅炉也升火了。”在保定街上，为了影片中一条“反标”出现的误会，我把电话打到市长家里，连市长也出面过问这种琐事。后来摄制组的汽车没了油，也会靠市委宣传部派人打通关节，那车才又开起来，保定警察也出动了，汗流浃背维持拍摄现场秩序；至于保定城里的百姓和保定山里的百姓，则更是重义轻利，尽管时有小的摩擦和不快。
那么，他们委实应该来保定作答谢。
那个晚上，我继继续续地看了电影。散场时只听一位观众说，女主角生是让苦日子给折腾傻了，放着那么好的人不爱，这编电影的真是吃饱了撑的。
我继续等待摄制组的答谢，电影毕竟还没在头轮影院正式上映。一旦上映之后再来答谢，不就成了那句俗话说的嘛：正月十五贴门神。
等待之中我又去另一家二轮影院看了一场我的电影。这一场人很满，观众的反应之qiáng烈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银幕上的故事和银幕上那些人，也第一次注意到，观众早已用他们的qíng绪和反应答谢了这电影。观众使我相信，一部电影无论有着怎样的缺点和遗憾，只要它表现了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即使你只讲述了一条村路，这路也终将为观众接受。我认真地盯着银幕，感谢摄影师把保定鲜为人知的魅力呈现给保定人———那山的浑朴，那水的妩媚；感谢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羚用朴素、忘我的演技把自己活活变成了一个保定人，她沟通了这平凡的故事和观众的心。
好故事不一定是平凡的，但平凡里的确有着好故事。应该相信观念，应该相信时间，也应该相信作者不是吃饱了撑的。
我继续等待摄制组的答谢，并盼保定的大影院千万将正式上映推迟些。然而《保定市报》上关于这电影的广告已全面展开。
面对这一片广告，我想起四年前我的另一部电影《红衣少女》在保定拍摄的qíng景。那一次保定人也给了《红衣少女》极大的热qíng。影片中需要一家点心店，稻香村食品店不仅轻而易举就承担了这种平白无故的麻烦，不仅停业两天“献”出店铺，经理还慷慨地说：“我们不要场地费，还要请演员吃点心。”如今在这大讲经济效益的时代听这类似乎神话的允诺，倒显得荒唐了。现在我们不是常常听说摄制组与某些部门因支付场地租金而争执得一塌糊涂吗？后来《红衣少女》在全国上映之前，摄制组带着拷贝从成都首先赶到保定答谢来了。那次答谢盛况空前，连“谢”了好几场。保定人要求不高，保定人很高兴。
然而我却不在被“谢”之列。答谢者带着拷贝走了，我才知道曾经有过答谢之举。朋友们替我忿忿然，说：这叫什么事，怎么不给你一张票？起初我也忿忿然，转而一想就又觉出这忿忿然的多余了：谢我哪一点呢？虽然故事是我的，人物是我的，可我又不是稻香村食品店。
如今这部新电影已在保定放映过，我却总愿意做一种幻想，幻想《村路带我回家》摄制组就像当年《红衣少女》摄制组那样，已经携了拷贝答谢了保定，只是我未从摄制组得到一张电影票罢了。忘记了我有多好，只要不忘这座城市。
然而，各方面的迹象证明：他们没来。每每看见保定报纸上重新排出的新片广告，我心里便生出一种对这城市的歉疚，一种不期而至的惆怅。
我不知答谢这个词是否曾经出现在某种法定xing极qiáng的协议书合同书保证书里，也许它本是一个靠qíng感维系的字眼。靠了人与人之间毕竟存在的那么一点良知与恳切，人们有时会想起答谢。
保定依旧是从前的保定，保定人好脸面，重义气。一座城市不会因缺了一家电影厂的答谢就变脸就yīn阳怪气。您不来答谢毕竟不能说您犯了错误：双方并没有定下答谢的合同。
可是，地委书记何以要陪你们进山呢？市长何以要连条标语都照顾到呢？那维持秩序的警察何以要替你们汗流浃背呢？县招待所所长为什么不乘机跟你们大讲特讲经济效益——能接待偌大个摄制组的在县满城可只此一家。至于市委宣传部，那更不是一个专供电影厂汽油的机关。
一切原是靠了那尚未泯灭的人qíng吧。
我曾经想劝观众别去看《村路带我回家》，即使只卖出一个拷贝又与我何gān？我早就拿了属于我的那份稿酬。但这样做未免显得小气。于是我还要借此作一个小小的广告：请看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村路带我回家》吧，票价五角，比买一串糖葫芦还便宜。
因为这电影里确有保定的魅力。
岁末我期待着，已模糊我期待的所在。
早chūn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罗丹作品要来中国了，他的《思想者》，他的《地狱之门》，他的《青铜时代》，他的《加莱义民》，他的《吻》……这些作品将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在罗丹的国家法国，在巴黎瓦雷诺大街的罗丹博物馆，当座落在庭院内的《思想者》被一辆蓝色大吊车长长的吊臂轻轻吊离基座装进木箱时，数百名法国艺术名人默默注视着他，无数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一齐对准了他的缓缓升起。他们为他送行，他们都知道，这座巨大的铜像斑驳的雕塑自一九7六年安放在这里以来，从未离开过故乡。现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远足。他初次远足选定的目标便是东方的中国。
把法国最伟大的青铜作品介绍到具有伟大的青铜文明的古老中国，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这又仿佛是罗丹生前的一桩心愿，因为神秘的东方艺术也曾经给过他qiáng烈的震撼。
于是我便乘火车去北京看罗丹。
小时候我就看过罗丹，当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两件作品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宽大睡袍，显出任意散漫着的巴尔扎克；一件是筋ròu松弛的****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经很不明白为什么罗丹要将两位大作家弄成这样。在孩子的眼中，他对他们二位显得太随意了。成人之后才发觉罗丹是多么坦率的对待了他这两位法国朋友，而他这两位朋友又是多么坦率地要求罗丹把他们弄成这样。有本书中曾经提到，巴尔扎克认为罗丹只有把他弄成这模样，他才是真正的巴尔扎克。于是至今每当人们提及巴尔扎克和雨果时，我眼前掠过的首先不是他们的著作，而是罗丹手下的那个“他们”。我想这便是他们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识与见地吧，是这种卓识和见地掠夺了观众的记忆。罗丹具备这种掠夺观众记忆的力量，他掠夺了我的记忆，他在我心中就日渐伟大起来；他占有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里便永远有了罗丹。
chūn风和煦，阳光明媚，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前安静地排着队等待购买门票。长长的队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顺和与规矩，似乎来看罗丹的人们是有约在先的，人们在一瞬间变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后我首先看见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术馆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着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顶。他坐在岸石之上，全身赤luǒ，蜷曲着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颚，咬肌紧张地正陷入着沉思。这本是一个众人熟知的形象，这个几乎有点程式化了的姿式乍一看去，甚至没能唤起我的新奇之感。而当我绕到他的背后时才真地激动起来，我惊讶于罗丹在思想者脊背上所倾注的良苦用心：原来在这面宽厚、雄健的脊背上，组织明确的肌ròu群如汹涌的波涛正有节律地涌动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罗丹在创作之初何以能摆脱诗人但丁原型的束缚，把身着裙装、面庞清癯的苦行僧形象换成了今天的《思想者》。在这位肌ròu发达、qiáng壮雄健的思想者身上或许溶入了艺术家全部痛苦而又美好的理想吧？他渴望从雄健的身体里发生雄健的思想，或者只有如此雄健的身体才有产生雄健思想的力量？罗丹不忽略思想者的头颅，但他更倾心于支撑这头颅的躯gān。于是即使思想者的一面脊背也成了表现这雄健思想不可缺少的因素。于是我在他的被观众冷淡着的脊背上初次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者，在这面脊背上，他那紧张而痉挛着的每一个细胞都使我生出的一种全新的幸福感。我很为这一瞬间，这个我独自占有的瞬间而满足。继而又想到，面对一件伟大的作品，人们都在人云亦云时，议论的或许都是它那被观众（或读者）自己程式化了的正面吧，对于它的背面却每每会粗心地忽略过去，尽管作者曾经苦心用尽地去经营它的背面。如今一个完整的《思想者》终于给了我能够思想的力量。
能够思想着是美丽的。有力量思想的人也必是幸运的吧？
我感觉到了幸运，这幸运来自一个完整的《思想者》：我感觉到了幸运，还在于在《思想者》面前我与我的两位同行不期而遇。他们是山西作家蒋韵和李锐夫妇，他们说，他们也是专门乘火车赶来北京看罗丹的。虽然山西、河北两省相邻，我们却已有几年不见。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眼前掠过着陌生的观众，身后有“青铜时代”、“加莱义民”和克洛代尔美丽的躯gān。罗丹包围了我们，令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本是共同赴了罗丹之约而来，只有罗丹才有如此的魅力吸引我们从各自的城市聚到这里。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不提罗丹，也不提他为我们创造出一切神奇。我们甚至没说什么话，我好像害怕这份奢侈的突然消失，又仿佛在罗丹面前我们无需语言，我们都已明了思想着才是美丽的。
人生的奢侈却原来是极为有限的，《思想者》们能够远涉重洋落坐于古老的北京已经不易，我能够亲眼目睹这些人类的奇迹，我还能够在这奇迹面前与久违了的外省友人相遇，这已算得上是人生的奢侈之一。要紧的不在于这奢侈转瞬即逝，要紧地在于你真的奢侈过，即使罗丹已回故乡，即使友人也离你而去。
入冬时节，蒋韵从山西打来电话又说起罗丹，她告诉我说，我们去看罗丹那天是三月十日，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一直相信，在我们各自的心里，都深深地感谢着罗丹。是罗丹约会了我们，是共赴罗丹之约，使我们得以收获悠远而长久的思想的时光。
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做集体xing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chuángfèng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jiāo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梳理得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搽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地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１１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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