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者收拾起他的破书包,又依次把那些勉qiáng依附于书包的小锁们锁好,拿起扫帚簸箕出了门。值班员转向我问道:“您是谁?”
我不想告诉值班员我是谁。我离开陵园管理处,一路走着一路想着,假若刚才我看的屁股不是那么灰huáng那么陈旧那么gān瘪,假若我看见的是一个健壮的咄咄bī人的屁股,我敢走上去叫它“站起来”么?也许我不敢,即使再愤怒我也不敢。如此说,我呵斥这流làng的老者“押解”这流làng的老者,也不过是完成了一次没有危险的发泄而已。
我不知不觉走向我和韩桂心坐过的那只绿椅子,椅子上赫然地放着我那只装有录音带的帆布小包。我隔着帆布包摸摸,录音带还在。韩桂心呢?她为什么不把它拿走?当我押送拉屎的老头的时候我把她给忘了。
那天我也没有拿走丢在椅子上的那些录音带——连同那只帆布包。这仿佛使我和韩桂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同伙:面对那些录音我们有种共同的逃离感,或者因为它太虚假,或者因为它太真实。
我久久记住的只是墓中的王青烈士、刘爱珍烈士那永远年轻、永远纯净的躯体,还有我对这座墓园的不可改变的感受:我喜欢这儿的大树;我喜欢这儿沉实平静的坟墓;我喜欢这儿永远没人来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欢这儿的空气:又透明又苦;我还喜欢这儿正在发育的一切:丁香们抽芽了,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婴儿的小xx头……而我们,这些人间的路人,面对着所有这一切有时的确会感到一阵阵力不从心。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韩桂心这个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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