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为了感谢党和政府对孩子们的关心，学校的学生们，全部起了新名字，用“党”做了姓氏，名字叫党育红、党育苗等等。那时的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是，人们jīng神世界似乎却并不贫穷。人们对于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高度信任的，从心底里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有党和政府在，那么无论天大的灾难都不在话下。我们虽然自己在农村一日三餐地啃着窝头咸菜，但却真诚地为唐山孤儿们高兴，在我们的想像中，如果这些孩子生在资本主义国家，肯定是要流落街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五唐山地震多年后，一部全景描写这场灾难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问世，把这场人们正在渐渐淡忘的灾难又推到了面前。作者钱钢用悲悯的文字和冷静的目光，客观描写了灾难前后发生的一切，把面对灾难时，人xing的善恶，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发表后，人们争相阅读并开始反思，一时洛阳纸贵。
我是通过这部作品而了解了唐山地震许多幕后的故事，我想，很多中国人，也正是通过这部作品而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灾难文学”。
相对于这部气势庞大的作品，另外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这篇文章题为《一张生命的车票》，是一个妻子在地震20年后写下的。
地震降临时，这位妻子是一个结婚刚四天的新娘，她和丈夫准备第二天去北戴河旅游，两张车票已经买好，就放在chuáng头柜上。
但是，灾难突然袭击了他们。
地震发生时，妻子和丈夫都被埋在了瓦砾堆里。妻子完好无损，但是，因为恐惧，她一直不停地哭泣。丈夫受了伤，但因为黑暗，妻子看不到丈夫伤在哪里。
时间一点点过去，因为恐惧和饥渴，妻子感觉生命正在远离他们。丈夫就开始安慰妻子，说了许多故事和笑话。又为她描述北戴河美丽的海滨风光，讲西双版纳的泼水节，又说长沙的橘子洲头那满树满枝的橘子。
妻子在丈夫的鼓励下，感觉浑身有了力量，开始充满了信心。
三天后，他们被救援人员找到。妻子才发现，丈夫半边身体已经全部被砸成了ròu泥，当一抹光线照耀进来时，他却笑着走了。他用坚qiáng的毅力和深沉的爱恋，给了一个妻子最后的抚慰。
这篇短文曾经让我在很长时间里思考过，当灾难发生时，人应该具有哪种品质，才可以最终拯救他人和我们自己。
六唐山地震发生十年之后，我得到一次去唐山公差的机会。我可以说是怀着一种好奇心走进这座城市的。我想知道，这座劫后余生的城市，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
因为有姐姐前边的描述，我第一个去寻找的地方就是凤凰山公园。我沿着园中那座碧波dàng漾的湖，缓缓地走了一圈，想像着当年这片湖水是如何救了无数唐山人的生命。我还登上了位于公园中央的那个凉亭，俯瞰过这座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朝气蓬勃的新城市。
整个唐山市，已经完全看不到一点旧日的影子，它好像是在一片白纸上凭空建立起来的一样，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街道，新的楼房，连沿路的树木也透着一派新绿。据说为了避开地震带，新的城市并不完全是在旧址上建造的。按照当地人的指点，我到一处旧城遗址去看了一下，好像也只是看到了保留下来的不多的几段断壁残垣。使人已经想像不出，就是这座城市的地下，掩埋着几十万人的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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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进十九岁记忆的惊骇（4）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走在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高层建筑。当然，那时的城市建设还不像今天这样流行高层建筑。每个从我身边走过的市民，表qíng都是轻松愉快的。幸运地逃离了灾难的他们，如今平静安详地生活在一座新城里。
我曾经想向陪同的朋友探问一下他们当年的遭遇，但下了几次决心，也终是没有敢开口。我想，那必定是一块沉痛的伤疤，不能轻易揭开的。
离开唐山前，我特意跑到唐山抗震纪念碑前照了张相，留下了我对这个城市的最后一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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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催我去地震部门报到（1）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卢祯一天，在北京市海淀区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工作的同学兴奋地告诉我，北京市地震队政工组要一个退伍军人搞宣传，已看了我的档案，希望我能去。我不同意。同学急了，说：现在地震形势这么紧张，咱们得有一个人了解地震消息，这么好的机会决不能放弃！以后的几天，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纷纷来电话，力劝我去地震队，而理由也出奇的一致：“咱们有人在地震部门，心里多少有点儿底。”
1976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是大悲大喜的一年。翻开那一年的日记，前九个月里，几乎记满了沉重的叹息。先是年初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接着，“四人帮”加快了反党夺权的步伐，将广大群众清明节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自发行为定xing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进行残酷镇压。不久，朱老总、毛主席又相继离开了我们，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心里都沉甸甸的，不知前途何在。而7月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更成为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那一年，我正在湖北十堰大山里的铁道兵部队服役。说来也怪，那段时间的气候格外异常，年前已入冬，我们营房后面的梨树却突然开了花，当地的老乡们说从未见过，纷纷跑来看热闹。转年快到清明了，却又飘起了鹅毛大雪，眨眼间，山山岭岭便一片洁白。接着的一个多月，天冷无比，直到过了“五一”，我们这些年轻人才脱了棉衣。紧随其后的几个月，又是奇热，人即使坐着不动，也是大汗淋漓；晚上躺在凉席上，汗顺着身体往下流，一会儿工夫，席子上就会出现一个湿漉漉的人形。
7月底，我正在病房值班，另一名家在北京的战友跑来告诉我唐山地震了，北京、天津都有损失，我一听就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通信jiāo通还很落后，和家里通一次信要半个多月的时间，何况这种特殊时期呢。我们商量后，决定请假去邮局给家里拍电报问问qíng况。好容易盼到“八一”放假，我们心急火燎地赶到邮局，得到的消息却是往北京的电报发不了，什么时候通还不知道。这种qíng况更加剧了我们的不安。无奈，只得回去，在忐忑中等待消息。
我所在的卫生队还有几位河北乐亭的老兵，那儿是重灾区，他们的心qíng更是可想而知。那一段时间，大家见了面，都是相互询问家里的qíng况，相互安慰，其他同志，包括一些平时有些意见的同志，也从不同渠道帮助打听消息，并争着多做工作，以减轻我们心理的负担。人与人之间的感qíng，由于自然灾害的降临而显得格外亲密。
8月6日，我终于收到了父母托人带来的写于“防震小棚”的家书，讲了北京地震的qíng况，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只是不敢住在楼里，而是借宿到别人家在外面空地上搭的小棚里。虽然为父母那么大年纪还得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难过，但知道一家平安，悬了多日的心总算踏实了。全队的人都为我高兴，父母的来信，也被家在灾区的战友们传看得几乎成了碎片。
不久，几位乐亭老兵也都陆续收到家里的来信，基本上所有人家的房子都倒了，所幸亲属没有受到大的损伤，只有我们卫生队长家里一直没有消息，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在人们心头。那天，听通信员说队长收到信了，我急忙往他家里赶。队长不在，我问他女儿，说不知道。我猜想一定出了问题，但整整一天一夜，谁也不知道队长究竟去了哪里。第二天一早，人们见到了队长，这位1966年入伍的老兵，眼窝深陷，面容憔悴。经打听我们才知道，他的内弟7月27日去唐山结婚，28日凌晨，与新婚妻子及家人全部死于那场地震。
队长的内弟基本上是由队长夫妻带大的，就在我们旁边的部队服役，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姐姐姐夫家。我们这帮女兵嘴馋，也常去队长家混吃混喝，一来二去都玩得极熟。7月下旬，他来卫生队说要探家，大家还和他开玩笑呢，谁知短短几天工夫，却已是yīn阳两隔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我熟悉的人的死亡，当时的心qíng难以用笔墨形容。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年轻、英俊、充满活力的生命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仍是那样栩栩如生。
从7月底开始，为支援灾区，部队和周围的工厂便停了电。我们值夜班都是点油灯，如有重病号，就自己发电，那真是一段黑暗的日子，犹如人们的心qíng。
9月，我中途退伍回到北京。虽然老百姓仍然一如既往地过日子，但市场供应极为贫乏，街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搭建的抗震棚，人心惶惶。9月25日已吃过晚饭，几位叔叔伯伯正在我家和父母悄悄议论“四人帮”的问题，突然，楼房好像晃动了一下，我感觉仿佛坐小船似的轻微颠簸，瞬时间楼下已乱作一团，只听得爹唤女、儿喊娘，慌乱的脚步声、门窗的撞击声不绝于耳。我拉着父母急忙下了楼，人们正在相互打听着消息，但是除了道听途说和猜测，什么信息也没有。在外面游dàng到了深夜，才敢回家，父母嘱咐不要脱衣服，一家人就这样坐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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