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散步。”三岁的小女孩很兴奋地抢着说,脸颊红通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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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坐落于苏黎世北区“猫川”的幼儿园,是栋三层楼高的古典欧洲建筑,四十年前就由当地的教会提供作幼儿园。四十个孩子分成三组,两个月大到两岁为一组,两岁到三岁为一组,三岁到六岁为一组,分别占三个楼次。年龄较大,活动量较大的一群,当然放在底层,往院子里冲的时候不需要下楼来,吵到别的幼儿。
“名单上虽然有四十个孩子,事实上每天只有三十个孩子同时在,因为有些孩子不是每天来的。”安琪说。她是“园长”,一个廿八岁、成熟、美丽的女xing。
“我们有十二位幼教人员在照顾这三十个孩子,平均起来一人带二点五个孩子。
而事实上的分配是,婴儿组(○-二岁)比较需要照顾,所以有三个大人陪着四个小孩,而儿童组(三-六岁)就有三个人带十五个孩子。”
这些幼教人员全是年轻的女xing。在瑞士的学制里,初中毕业之后,必须先实习两年才能进幼教学校。两年的实习中,她必须在妇产科里照顾初生婴儿,或者在有幼儿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儿园里实地工作学习。有了两年的实际经验之后,而且年满十八岁,她才可以开始就读幼教学校,而所谓“就读”,也不是中国人观念中的成天地上课听讲作笔记考试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实验”——在与学校建教合作的幼儿园里工作;一天上课,研读幼儿心理及护理等等。两年之后毕业,就成为正式的幼教人员。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娄契(Pestalozzi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 的口号是:“头脑、心灵、手”;他的理论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从他们幼教人员的训练中看得出来,瑞士人对动“手”——实际经验——的重视绝对不亚于他们对理论知识的吸收。事实上,读十本有关幼儿的书是不是比得上与一个幼儿实地地朝夕相处呢?
“这些幼教人员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会量体温、看脸色等等。”安琪一面说,一面接过一个孩子,开始为他换尿布。孩子“哇”一声哭了。她递过去一个铃铛让孩子抓着玩。
每个星期一,特约医师会到园里来,楼上楼下走一遭,看看有没有孩子发烧、咳嗽。平时,医师与急诊医院的号码就列在电话旁边,以便随时联络。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箱,装着碘酒、红药水、纱布。
“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安琪说,“我们就请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会传染给其他的孩子。”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一岁半金发的姬若双手环拥着一岁的华安,很亲热地接吻起来,两个孩子显然第一次发现这种好玩游戏,旁边的大人又乐得不可开支,姬若吻得很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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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经济qíng况怎么样?”
“每年都不够!”安琪摇摇头。
苏黎世政府每年补助十七万法郎克(约三百万元台币),孩子的父母也要缴钱;在这里,瑞士的社会主义jīng神表露无遗。苏黎世政府给幼儿园一个收费标准,薪水收入越低的家庭,缴费越低。月入不足两千法郎克(约台币二万余元,在瑞士算是很艰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儿园的费用是一个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过四千者,每月收费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贫富间的距离就由这些小措施来拉近。
“有这两笔收入,我们还是入不敷出。”’
“那怎么办呢?”
“节省呀!譬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吃,有一个洗衣妇来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没有清洁工,全楼上下都是幼教人员和我每天自己擦洗、整理。假日里,我们也烤些苹果饼,作些手工艺,在市集日卖出,赚点钱补贴。”
“你们对自己的薪水满意吗?”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气也低。”安琪手里在编篮子,华安抱着一只花花绿绿毛茸茸的大鸟随着音乐在笨拙地旋转。我看得分了心,没听见安琪说什么。
“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月有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
“这个工资相对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月薪大约也是三gān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
“男人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
“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变成幼教人员。”
“为什么?”
“对男人而言,一个月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理级人才,赚高一点的薪水。”
“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作是起薪两千四的?”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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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长环境,我就对不起他。”
“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安妮摇摇头,安琪也说:“再好的幼儿园也赶不上自己母亲的脚边。在这里,我非常希望为孩子们制造‘家’的气氛,譬如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搂着一个孩子在角落里好好陪他看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为别的孩子会跑过来拉你、抢你——越是身为幼教人员,越是深刻地体会,母亲是不可取代的。”
猫川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xing。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后,与一个心爱的人结婚,生一个心爱的孩子。然后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顾孩子。苏黎世街头到处都是年轻的母亲推着儿车晒太阳的镜头。
“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如果想再回头工作,还会有机会吗?”
“机会不大。”安琪已经编完了一个篮子,被华安用肥肥的小手捞了过去。
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一个家庭,需要一个专职的母亲。”就这么简单:流行时尚所讲究的,是个人才智的登峰造极,是以个人理想为终点的追求。猫川这几位幼教人员却似乎一点都不受流行时尚影响——家庭,仍旧是女人的义务,也是她特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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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管不管你们?”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是说,监管幼儿园的品质。在美国,有些私立的养老院,老人在里头饿死了好久都没有人知道。在瑞士,这样的事qíng可不可能发生?幼儿园的品质由什么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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