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道,在卖色qíng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的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能力给几次?
我踏着大步跟着人cháo往前走,虽然心里有一点莫名的不安。
※ ※ ※ ※ ※
台北火车站。这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三百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觉得qiáng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xing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脸!”
我很快地被人cháo淹没。
※ ※ ※ ※ ※
五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chuī,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锋论坛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四肢嫌太瘦,看不出是人还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
照片下有两行字:
“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们无家可归。这次水灾据估有五万人丧生。”
又来了。我想,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捻出来。搞新闻的人就爱这种照片。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四岁的女儿抱着,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这样的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
当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经过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从弯弯曲曲的管道输送下来,那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就是读者这只猪。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种原素,可以刺激猪体内同qíng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站起来,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可是我至少可以决定不吃配方饲料。”
“我可以吃糙!”
抬起半杯已凉的咖啡,走回屋里。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报纸还摊在糙地上,风翻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可是经过设计,它就改变了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事实吗?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qíng,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烘造,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争或是屠杀、是拥体制或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着商业包装的货品——这,阿多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觉得彻底的反感。
可是反感归反感,孟加拉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库德族的确在遭到残害,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nüè待,衣索匹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qíng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所以你gān脆就拒绝让感qíng受到震动?
一架喷she机,只有苍蝇般大小,在蓝天大幕上划出一条长长的白线,转个弯,白线竟拉出一个天大的问号。
2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枝桠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大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大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
“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
“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竟然是个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活……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大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点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五百马克。汇入救济苏联过冬的特别帐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大会囤积四十公斤的苹果,存在yīn凉的地下室。“一次买四十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薄冰小路去汇五百块钱……好多钱哪,对她而言——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
“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碟里,“一定要新鲜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着客厅。
“那个苏联女人,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她显得很难过,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伤了她的自尊……她说,离开苏联以前,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qiáng国哩!”
“我没到过苏联,可是,您可以说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围城九百多天,列城内一糙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可是我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我在帮着还债……”
她也知道她的五百马克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她也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国的救济物资,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不见得运输得出去;她更知道苏联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也看见,在电视上,“捐款苏联”变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
“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我那时只有廿岁,在一个小农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课之后,您知道我gān什么吗?”
老太太微笑着,眼里流过回忆的一点柔和:“等孩子们都走光了,我这做老师的,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吃剩掉落的面包碎屑,捡起来,带回冰冷的房间,偷偷地吃……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当时,有些农夫,种了些马铃薯、番茄,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总会一句话不说地,在窗前放个南瓜、几粒马铃薯、三两块面包……”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我面包的人。今天我有面包吃,也希望分一块出去,给没有面包的人吃。”
老太大眼光转到窗外,有鸟雀来啄食我洒在糙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会,回过头来,说:
“您知道吗?我们是连夜逃离波兰的,苏联军的pào火声不断地跟着我们的马车。
我的姊姊,她突然跳下车往回跑,说是要去拿什么结婚纪念的一个东西——她就再回不来了。我后来听说,那一夜她被苏军qiángbào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安静地坐着,听见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起。
一九九一年七月
快乐四号
沿着加州的海岸行走,放眼望去,左手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右手是无边无际的糙原和沙漠;漠地上开满了野花,一丛又一丛,五颜六色一直开到天际。
美国人多么受苍天宠爱,独占这伟壮辽阔的土地!从欧洲来的人,没有不嫉妒的吧?
离开美国八年了。以现在习惯了欧洲的眼光回头来看住过多年的美国,会有新的惊讶吗?我问自己。
迎面而来的女人对我嫣然一笑,挥手招呼:
“Happy Fou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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