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人之常qíng。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jī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
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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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xing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xing，一样的道理吧17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yīn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qíng愿的接受殖民！
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jīng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糙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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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 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bào，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pào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qiáng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
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jīng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jīng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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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未来的旧时jīng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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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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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jīng英们，等着九七吧！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中此节删去——扫校者注）附 录
一只白色的乌鸦[1]
龙应台
那一天晚上，有香港来的董桥夫妇、为《当代》杂志献身的金恒炜夫妇、刚从瑞士回国的我，和从通霄北上、一身乡村气息的七等生。
我们谈到民族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问题。地球村里，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臭氧层中一个破dòng，对纽约高级住宅区中绅士淑女的影响和对南美丛林中的印第安部落土著的影响一样。伊索比亚的饥民手中的奶粉来自瑞士，也来自加拿大。到一九九二年，整个西欧要变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大邦联。在这个彼此息息相关的新世界里，民族主义是不是该淡化？
“种族、国界，对我都没有意义，”七等生说，“我相信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值；那价值是共通的……”
与我初识的七等生，留着齐颈的长发，用温文而缓慢的声调讲话，讲的是他对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里透着梦幻似的光芒。
我心里暗笑：完了，碰到了一个比我还严重的理想主义者！
在殖民地生长生活的董桥往梦幻骑士的头上浇下一杯冰凉的水：
“你有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当兄弟吗？”
“弱势民族有没有资格谈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锐的金恒炜也浇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头，无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国来的jì女，就是当作柬埔寨的难民；对你不是轻视就是屈尊的同qíng。这个时候，你怎么来跟他谈‘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值’，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也恶狠狠地当头倾下一桶冰水。
温柔的七等生成为众矢之的，面对着龇牙咧嘴的我们。
※ ※ ※ ※ ※
那个时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确实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欧洲》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泰国来的？》，写出了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然而在现实环境中，又确实有那么多泰国来的卖chūn女郎、为换取护照而结婚的亚洲女子、背井离乡为生活奋斗的亚洲难民；我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成见，而又必须每天面对这些成见，心qíng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桥终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夹fèng之中，对民族主义问题自然敏感。恒炜一向有世界视野，又在种族杂处的加州生活过几年，对qiáng弱民族间的矛盾也难免有所感触。
而我，一年来老被人问：“您是泰国人吗？”和幼儿走在街上，陌生人—会走过来，塞给我几块瑞币，“给可爱的孩子买点东西！”他们亲善地说，那是使我觉得有点难以消化的亲善。我开始重新检讨自己以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七等生，沐浴在太平洋的海风中，面对的不同“种族”是客家人、闽南人、外省人……他应当可以谅解为什么我们几个人浑身是刺。
※ ※ ※ ※ ※
在国际笔会上，我看见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穿梭会场之中，又受镁光灯及人群的包围与簇拥。我看见黑皮肤、huáng皮肤的作家，安静而谦逊地隐没在各个角落里。而黑皮肤、huáng皮肤的作家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的身上。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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