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chūn的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chūn吧。刚刚在南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
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
之三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xing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橡huáng牛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chuī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chuáng上打葡萄糖针,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
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相信他们的话。”
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极富权威感与客观xing的职业声音解说“bào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qíng。bào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bào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视大奖·必藐之
——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
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的中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 ※ ※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jiāo抵瑞典学院;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
“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qíng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签决定。”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qíng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
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qíng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聘人翻译。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都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国作家,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往往以西方文学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人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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