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站在这里，既没有痛苦，也没有高兴，我只有一种怨恨！
我恨我们太软弱了。软弱使我们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软弱使我们在您最痛苦的时候，不 敢去安慰您，不敢去爱您。软弱使我们只能瞧着命运把您一个人抛给了苦难。
我恨我们太无知了。无知使良心遭受欺骗。我至今不能原谅我自己，为什么竟相信那些 把您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爸爸，您还记得那时我给您写过的信吗？那信的开头没有称 呼。我写道：“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虽然当时您肯定非常痛 苦，但还是用放大镜困难地在《人民画报》’鱼美人‘舞剧剧照中找我，想看我。我的好爸 爸，亲爸爸，我知道您不会怪罪一个十三岁的无知的女儿，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越来越 痛心，越来越不能原谅我自己给爸爸心灵所压上的痛苦，我良心在受折磨。’不敢爱‘本身 就是一出人间的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化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残忍的。爸爸就 是在这样一种qíng况下被折磨而死。
有些人是不需要灵魂的，但我觉得像爸爸这样一个一生正直、热诚、善良的人应当有灵 魂。他也不应当被人们忘记。他那孤苦的灵魂应当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这么多熟悉 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经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在北京的八宝山悼念您，您感到欣慰了 吗？爸爸，我爱您，想您呀——您听见了吗？您肯定是听见了！爸爸，您安息吧。“我在整个念悼词的过程中，四周安静极了，安静得听得见每一个轻微的抽泣，抑制不住 的呜咽。我自己却没有哭，真的，我听见自己异常清晰的口齿，把每一个字送到灵堂又宽又 大的空间里。我甚至听得见自己转换句子时换气的呼吸声。我感觉好像身在天堂里，在神灵 光辉的照耀下，对着爸爸讲这番话的。我感到他巨大、温暖和宽厚的存在。并感到他真的原 谅了我！一切恢复如初！这一刹那，我仿佛被自己净化了，被大彻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 诚，被全心倾心的爱，把自己从无边的苦海里拯救出来，向上飞腾，飞进一片光明透彻、一 尘不染的天空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轻松、自由和舒服呀！
从这以后，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为我就此解脱了吗？那就错了！开头我对你说过，如果欠着活人的债很好办，但我 欠的终究是早逝的爸爸。我总琢磨他临死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最疼爱的女儿与他“划清界 限”，他怎么会不感到亲离的疼痛与人世的悲凉？每靠想到这里，那悔恨的yīn影又把我遮盖 起来。这也许是永生永世难以解脱的了。
中国人的宗教不讲忏悔。没有忏悔，人会活得愈来愈狠，或愈来愈累。对于有心灵生活 的人讲，没有忏悔就无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忏悔室。每逢此时，我就躲进我幽黯的忏悔 室里，与自己喃喃对话。
哎，作家，我对人生有这样一个理解：人生有一万条路，但每个人只能走一条。如果你 选错了，即使后来知过改过，曾经的过失也无法弥补。……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单纯积 极或消极的。残酷的人生与社会教给我的是：永远再不要单纯，永远再不要做违心的事。宁 肯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要为违心付出悲惨的代价。
这是我从八宝山爸爸灵堂走出来后，悟到的几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忏悔可以使人摆脱魔鬼。
第25章 决不放弃使命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灾难xing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 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他们心 灵的历程。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 《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文汇月刊》、《小说家》等 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文革”受难看内心的故事。尽管无以数计的读者，用激励 的信件支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他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 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于是，有人劝告我，写“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 外国人来写。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
尽管“伤痕文学”运动曾经势如狂cháo，但“文革”这个写作禁区并未彻底冲垮。过后， 无形的绳索又悄悄围起这块禁地。也许这不是绳索，是一种善意的忧虑。担心如此便会加重 人们背负的重石，向前举步维艰；担心痛苦多了便不会笑；或者直说了吧——担心总去褐那 疮疤，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个荒谬无知的逻辑。由于这 心理逻辑，以致在每一个粉碎“四人帮”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声。
中国决心改革，但改革是从“文革”中逆向走出来的，是从“文革”的悬崖绝壁上扭转 身来，奔往人类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觉醒，并不能替代整个民族的彻底觉醒。至今牵 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地来自“文革”的结实的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 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根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民族也 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人类前进所必须的力 量，一半来自教训。任何民族的奋发自qiáng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 己，清醒地面对未来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隔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 涂。以文学清算“文革”，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对“文革”——切身的体 验，切肤的痛苦，切心的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只有在我们 一代“文革”经历者身上最qiáng烈。用它推动社会进步和bī真如实写在历史上的，也只能是我 们。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来，埋藏起来，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chūn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集中营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样完 好如初地保存着。那黑黝黝的岗楼、yīn惨惨的刑室、一道道冷冰冰的电网和高耸遮天焚尸炉 的烟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nüè时血腥的气息里。我注意到，那些 来参观的穿着漂亮的孩子们，个个瞪大天真的眼睛，惊讶地看着他们前辈们经历过的实实在 在的一切。不用说教，历史在说话，焚尸炉熏黑的炉口和人体解剖台上暗红的血迹都不会欺 骗他们。当这些孩子们走出集中营，眼里并无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声不响，不蹦不跳，陷 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历史的悲剧也能升华出一种神圣感，这qíng感qiáng化人们对正义、善良、 民主、和平与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战争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唤醒每个 人对人类未来命运都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暖意十足的淡绿色的chūn光，洒在一座万人坟 墓巨大的拱形石盖上。那坚硬的石面被利器凿着一行字：
“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这充满作家良心的倡议里包含着为 子孙造福的渴望。但由于上述那些荒谬的误解，它同样被淡化，被搁置，被冷处理了。当上 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仅浇结束十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 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代人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 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 理相统一。为了这些想法，我把这部书，作为向迟早会实现的“文革博物馆”呈送的第一份 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档案。
原先，我设想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工作中我发现，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 项文学工程。凭我个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个最富个xing、内 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何其 艰难！况且有人经历独特，未必肯言之，或者未必善言之，或者未必能提供出文学所必需的 特有而生动的细节。
因此，我要扩大采访量。用筛选的方式，不断从一批批采访者中比较出各类典型，同时 以文学的眼光审视之，再一个个jīng选出来，才能使这一百个普通人的内心故事，对一代中国 人的心灵历程，作出尽可能雄厚充实的包容。这样，就必须从我的生命中多支付时间。一个 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极其有限，如果这书能如愿地实现我的写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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