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_[美]埃德加·斯诺【完结】(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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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支小小的部队遭到了包围,刘志丹提出议和。他的要求被接受,他担任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官,在陕西西部驻防。他在那里又开始反对地主,于是又被围剿,这次遭到了逮捕。主要由于他在陕西哥老会的势力,他再次得到赦免,但他的军队改组为一个运输旅,由他任旅长。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是他第三次又故态复萌。他的驻区的一些地主向来享有免税优待(这是陕西地主的一种“传统特权”),拒绝向他付税,他马上逮捕一些人,结果豪绅们都武装反他,要求西安方面把他撤职惩办。他的军队遭到包围解散。

  最后在悬赏缉拿他的首级的qíng况下他被迫退到保安去,但是有他自己旅里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官兵跟着他去。他终于在这里着手组织一支独立的军队,于一九三一年举起一面红旗,攻占了保安和中阳①两县,在陕北迅速展开活动。派来攻打他的政府军常常在战斗中投诚过来;有的逃兵甚至从山西渡过huáng河来投奔他,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在整个西北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

  从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证据来看,似乎没有疑问,在陕西头一两年的斗争中,对官僚、税吏、地主的杀戮是过分的。武装起来的农民长期积压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就到处打家劫舍,掳走人俘,扣在他们的山东省寨里勒索赎金。他们的行为很象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huáng土山区占领了十一个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的地区的qíng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揖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bī。他攻占了西安府外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里成立了苏区。在与杨虎城将军(后来成了红军的盟友)的jiāo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qiáng,土匪成分消除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个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能与南方的西方的红军主力有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qiáng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四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十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一千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委员郑位三任主席;李龙桂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苏区,一路上攻占了五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两个团缴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二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枪支弹药。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青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也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象阿基利斯②一样,退到保安窑dòng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qíng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qíng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并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期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初,两支红军会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huáng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象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huáng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西,他双目凝视着他幼时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斗争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③来纪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遗妻和孩子,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象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要了解他们所取得的任何胜利,不仅必须了解他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

  ①中阳在山西省,怀疑此地为甘肃省镇原县之误——译注。

  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因与统帅亚伽梅农争吵,生气退回帐篷——译注。

  ③即保安——译注。

  二

  死亡和捐税(上)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O.J.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怵目惊心。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ròu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gān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gān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ròu,瘦骨嶙嶙,rǔ房gān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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