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了，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①。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cao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物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些背景qíng况，才能说明当时已经达成的秘密谅解的基础是什么。
大家知道，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还是受人爱戴、为人慷慨、有现代化思想、能打高尔夫球、却又喜好赌博、吸毒成瘾这样一个xing格矛盾的主宰满洲三千万人民的军阀独裁者。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承认他从他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职务，并且还给了他中国军队副总司令的头衔。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开始征服东北，张学良的厄运就开始了。侵略开始时，张少帅在长城以南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伤寒，无法独立应付这场危机。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张学良当时有病在身，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食客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满洲，几乎没有放一枪来进行保卫。这样的牺牲使得总司令能够在南京维系他自己的摇摇yù坠的政权，开始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
这就是在中国叫做东北军的满洲军队的大部转移到长城以南中国本土来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又发生了同样的qíng况。张学良当时没有在医院里，其实他是应该住院的。南京没有给他任何支援，也没有作抵抗的准备。总司令为了要避免打仗，准备让热河也沦于日本之手——结果就是这样。张学良背了黑锅，驯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国义愤填膺的qíng况下，总得有人辞职以谢国人。本来这不是蒋介石就是张学良，结果是张学良屈服下台，他到欧洲去“考察”一年。
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②，也不是苏俄愚蠢地不让他去访问，而是他治愈了吸毒恶习。他象许多中国将领一样，几年前在作战间隙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要戒烟不是件易事；他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长期治疗，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可以用打针的办法治愈。他固然戒掉了烟瘾，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却成了一个吗啡鬼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时，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他人很瘦，脸色清癯发huáng，但是思想敏捷活跃，看上去jīng神饱满。他是公开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和把满洲现代化这两个奇迹。几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他在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一天用“药”要花二百元钱——这种药是特别调制的吗啡，从理论上来说能够“逐步减少用量”。
但是在欧洲，张学良取得了一个大胜利，他戒了吸毒恶习。到一九三四年他回国时，他的朋友们看到他又惊又喜：他的体重增加了，肌ròu结实了，脸色红润，看上去年轻了十年，人们在他身上有看到了年轻时代那个杰出有为的领袖的痕迹。他本来思维敏捷，讲究现实，现在他就给他这种头脑一个发展的机会。他到汉口重掌东北军的统率权，当时为了打红军，东北军已调到了华中。尽管他过去犯有错误，他的部下仍旧热烈地欢迎他回来，由此可见他人望之高。
张学良实行了新的生活习惯——六时起chuáng，锻炼身体，每日练武读书，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简朴生活。当时东北军还有十四万人，他除了同军官以外，还同部下直接接触。东北军开始出现了新面貌。怀疑派逐渐相信，少帅又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认真对待他在回国时立下的誓言：他要把毕生jīng力用于收复满洲，为人民雪耻。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总司令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全部jiāo往的关系中，张学良对那个长者始终忠心耿耿，从未动摇，他曾经三次拯救那个长者的政权免于崩溃，而且充分信任那个长者的识见和诚意。他显然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要收复满洲，决不再未经抵抗就让出一寸领土的话。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少帅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打不受欢迎的内战，而对日本却不开一枪以后，更是普遍啧有怨言。
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gān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gān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红军。有一阵子他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间，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和另外一个师（一一〇师）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
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作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为加深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qíng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qiáng烈的左倾影响。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后，他传话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学生，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来。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了鼓励和保护。张学良的一些年轻军官也受到学生的很大影响，当被俘的军官从红区回来，谈到那里到处都有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和红军在人民中间的爱国宣传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把红军当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了。
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当儿，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的。”
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压出去枪毙么？”
①这位“王牧师”的这名士董健吾。②当时英国工党领袖（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年）。——译注
三
汉代青铜 （下）
王牧师详细作了解释。他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许多张学良应该知道得qíng况。他谈了很久，谈到他们政策的改变，谈到中国需要团结抗日，谈到红军为了使南京抗日愿意作出很大的让步，因为这一政策，红军认识到他们单方面是不能实现的。他建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见，请张学良和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开始时很惊异，后来却留心地听了这一些话。他有一个时期以来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红军：现在看来他们也显然认为可以利用他；那么好吧，也许咱们可以在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互相利用一下。
52书库推荐浏览： [美]埃德加·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