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写了一篇关于《亲爱的提奥》的读书笔记，我在这本画家梵·高的书信集里，发现了一桩有趣的事qíng。在梵·高绘画的初期，素描的时期里，他曾写信说：「画煤矿工人回家，是一个老题材了，但这个题材并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而当他成熟为一个色彩大师的后期，有一次他写道：「天空是huáng色与绿色的，地上是紫色，与橘huáng色的。这个好题材肯定可以画一幅油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前者，是从qíng节出发，也就是从一种文学思想出发决定题材，后者则是从将思想物质化了的立场上出发而选择题材。
再回到舒巧的舞剧观上，我至今尚记得舒巧所说，她的舞剧观到1985年5月她发言的那一日为止，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她qiáng调可舞xing，就是以具备不具备舞蹈xing决定题材，可是她逐渐发现这种舞蹈xing实际上是把「以舞蹈表现生活」降低到「表现生活中的舞蹈」，而致使无论是《小刀会》还是《鱼美人》都落入了一个哑剧加舞蹈的模式。于是她开始转向第二个阶段，那是「四人帮」粉碎之后的日子，她放弃了可舞xing，而主张从人物和剧qíng出发选择题材，可是，岳飞（舞剧《岳飞》）仍然没有自己的形体动作来表达自已的内容。然后，她又重提可舞xing，但这不是早期的那个素材xing质的舞蹈xing，而是从抽象的动作表达的可能xing出发寻找题材。这也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过程：舒巧的第一个阶段，是一个素材的阶段，着眼点在于原始的材料，即生活中的舞蹈；第二个阶段，是思想的阶段；（令我发生兴趣的是，无论是舞蹈家、作曲家、画家，思想总是以一种文学xing表现的。这且是后话）第三个阶段，则是思想物质化的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上，舒巧遇到了困难，就是前面所说的，民族舞剧缺乏一个固定的技术手段，也就是说，舞剧的物质部分的残缺不全，无以完成思想的物质化。于是，就有了舒巧和她的伙伴们要做的事qíng。
说了半天别人家的事业，应当谈自己本行了，却遇到了困难。我感到我很难将小说的思想与物质部分划分，并且清楚地表达这种划分。这是因为小说的思想与物质都是以同一种材料出现，在企图分解为二元的过程中极易混淆，这材料就是文字和语言。小说的思想与物质部分似乎没有距离，不同音乐舞蹈，以语言和文字思想，而最后落实的材料则是音响和动作，音响和动作，便是物质的部分。我们做小说的人，以文字与语言形成思想，思想再以文字和语言物质化，这给我们的讨论和表达都带来了许多问题。我在此篇中，借了别人家的行当，再三要说明的是与一切艺术一样，小说不仅是思想的生产物，也是物质的生产物，具有科学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建设一个科学的系统。
最后，我以为中国戏曲可说是一个伟大的例外：以脸谱规定人物的忠、jian、善、恶，这其实是将xing格物质化，抽象化了；以生、旦、净、丑角色行当对剧qíng进行设计，则是从物质化部分出发决定题材的表现；以唱、念、打、做严格规范叙事与qíng绪，表明叙事与qíng绪已具备基本的表达的技术手段。这证明戏曲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达的基本技术语言体系，一个huáng金分割律，一个规范化的，实体化的手段。因此，研究中国的戏曲，以帮助我对小说的思考，将是我下一个课题。
我要重提舞蹈艺术家舒巧关于舞剧语言的发言，她说：「芭蕾四百年历史，无论什么题材，都可以用一套语言来完成作品，而我们，什么民族的题材，就用什么民族的素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舞剧没有一个固定的语言手段。」继而她下了这样的结论：「风格风俗xing语言和表qíng达意的基本技术xing语言是两个范畴。」在舒巧发言的三年之后，我也要对我们的小说说同样的话。我的话应当是：「经验xing传说xing故事和小说构成xing故事是两个范畴。」因舒巧所说的「舞剧语言」的「语言」，并不直接对应于小说中的「语言」，其「语言」二字不过是借用于文字的艺术，实际上指的是舞剧的构成手段，舒巧按惯例用「语言」二字来表达，其手段以动作来实现。而我认为小说的构成手段应是故事，以语言来实现。所以，小说中的「语言」对应于舞剧中「动作」，小说中「故事」则对应于舞剧中的「语言」。关于我的论题书面的意义，我想已经解释清楚。
我们曾经非常醉心于寻找不凡的故事。那些由于阅历艰深而拥有丰富经验的作者使我们非常羡慕，并且断定我们所以没有写出更好的小说，是因为「没有生活」。于是我们便漫山遍野，或者走街串巷地收拾起故事来。我们的历史很长，地方又大，民族众多，风俗各异，且又多灾多难，只要作者努力，是一定能够找出很多很多美妙的故事。然而，在大多数的时候，生活非常吝啬，它给予我们更多的仅只是一些妙不可言的片断，面对这些片断，我们有两条道路：让片断独立成章，或者将片断连接起来。
让片断独立成章，是一条诗化和散文化的道路，常常受到高度的赞扬。这些赞扬是从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反叛出发的。他们认为，中国小说的传统是从话本而来，以讲故事为重要，而这一类小说则走向了诗化，是一种高度的进步。我的小说也常常荣幸地被列入这些表扬的名单之中，而我至今才发现是大大的出了误会。问题在于，中国的文化中究竟有多少小说的传统。纵观中国文学，小说的地位轻而又轻。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前，并无一本中国小说史。摘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言：「考小说之名，最古是见于庄子所说的『饰小说以gān县令』。……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不关道术的而说，和后来所谓的小说并不同。……至于《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藉以考察国之民qíng，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到了唐代的传奇，小说才有了雏形，然而和唐代的诗歌比较那就微不足道了。接下来是宋人的说话，宋人的说话对于中国后来的小说，影响是极大的。后来的《今古奇观》一类的短篇，即模仿宋人的说话四科中的「小说」，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等长篇，则源本于四科中的「讲史」。明清，尤其是清代，小说可说是空前的繁荣，如《金瓶梅》，《经楼梦》，这几乎就是所有了。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小说的历史是不入正册的野史，因小说的发生与发展是与城市经济的发生发展有关，是一种粗鄙的市井文化，充满大众的色彩。在唐代，「传奇」二字，实是贬意，被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宋人的说话则更世俗化了，首先是以白话表达，小说的内容也更广泛的反映城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下层妇女的生活。至于《金瓶梅》、《红楼梦》，则都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可见其不入cháo流。在士大夫的中国文化中，小说基本没有地位。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证明两点：一是中国文化中小说的传统极弱；二是中国的小说其实并没有真正进入文学的殿堂，而只是在台阶下面。在「五四」以后，所发生的新小说，这才更可能是我们今天小说的传统。并且，历史到了一九二三年，才有一位鲁迅先生，想起为中国小说修史，篇首便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以此可以推见，「小说」这一文学的形式，是与西方的文化有关，是与以人为本、以工业文明而诞生出平民意识的文化有关。而中国的不入史册的小说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传统，这是我们后面的话题，暂且回过头去，再说小说诗化的道路。因此，严格地说来，这一类小说是真正继承了我们的传统，将中国的文化融会贯通，一气地领会，消化于实践的创作之中。这一类小说的作者往往文化修养较高，品味较优雅，更带有文人气质。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地分析几篇小说，大约可看出这种诗化的传统于我们小说所带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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