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舞会以后，端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准确地说应该是恢复了这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她都是这么着的。十点钟才起chuáng，喝一杯咖啡，两片夹心饼gān当早餐。也不换衣服，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最怕这时候来客人了，于是感到房间不够用，就去找婆婆商量。
“姆妈，‘四人帮’打倒有两年了，我们再去催催房管处，把楼下的房间要回来，可以做客餐厅。现在，爹爹、文耀的朋友都来往起来了，没个客餐厅不方便啊！”
“这几天，你公公也在叨咕这件事，不晓得能不能要回来呢，下面人家不知足得很，条件提得越来越高。也不想想过去住的是糙棚棚。”
“去催总比不催好吧！”
公公又去催了几次，房管处迫不得已，加紧与楼下两家谈判，又过了一个月，总算谈妥，楼下人家要搬了。
端丽想起阿毛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倒有点过意不去，买了一只蛋糕，表示恭贺乔迁之喜。阿毛娘不接蛋糕，眼睛望着别处，冷冷地说：
“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啊！”
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站了一会儿，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上楼了。她站在三楼窗前，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劈柴，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最后，卡车“嘟”的一声，走了。
她走下楼，推进门去。房间很gān净，地板拖得发白了，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画片。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装饰这房子。她想起阿毛娘说过：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她又想起，当咪咪听说他们原先住糙棚子，老气横秋地说：“作孽！”这时，心中升起一丝歉意，她想，现在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但愿不再是棚户区。
不几天，房管处来人将两间房间打通，恢复原样。墙壁糊了贴墙布，地板上打了蜡。沙发买来了，三人的，双人的，单人的，茶几买来了，宽的、窄的、长条的；立灯、窗幔……都买来了。客餐厅重新建设起来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都恢复了。
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新生感却慢慢儿消失尽了。她不再感到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这一切都给了她一种陈旧感，有时她恍惚觉得她退回了十几年，可镜子里的自己却分明老了许多。于是，她惆怅，她忧郁，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她自己都没有意识清楚，也不知这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觉着百无聊赖：宴会，吃腻了；舞，跳累了；逛马路，够了；买东西，烦了。她想gān点什么，却没什么可gān的。这会儿，她倒开始羡慕文光。文光看小说看入了迷，居然学着动手作起小说来。他将他没有勇气实践的一切都jiāo给小说中的东西去完成。这些东西居然发表了一二篇，还收到几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的来信。他越起劲了，请了长假在家里写作。多少年来苦恼着他的问题解决了，经过这么些折腾，他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一点事qíng做，这是一桩非常适合他的事qíng。他不再感到空虚，不再悲哀了。开始，认为他是回避，可后来也服气了，他毕竟还能想出来，并能写下来，这也是不容易的。她读过他的小说，那只是一片透明的幻想，倒也给人一种安慰。端丽也很想找点事来做做，她太无聊了。
在这烦闷的日子里，来来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是全国第一流的重点大学。来来捧着通知的手直颤抖，半晌也没平静下来。其他人的高兴都很适当，不过分。张家并不缺少大学生，只要没有意外事故，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受到大学程度的教育。到了八月底，来来要报到住校，端丽为他收拾行李。买蚊帐、买chuáng单，买箱子，买卧式的录音机，一眨眼，三百元钱就出手了。她不由想起在那动乱的日子里，为文光、文影整理的两份行装。那时真难啊！多多把一分一分从嘴里挖出来的钱都奉献了。想起这些，端丽疲倦地地坐了下来。光是想想，也吃力，也后怕。当时自己是多么能gān，多么有力量。那个能gān的女人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呢？而且，究竟那个能gān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迷失的感觉。她象一个负重的人突然从肩上卸下了负荷，轻松极了，轻松得能飘起来，轻松得失重了。
人生轻松过了头反会沉重起来，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
来来欢天喜地地去了学校，多多欢天喜地地出了嫁，家里更加冷清了。文耀见端丽闷闷不乐，以为家里客人多，送往迎来的太累了，便提议趁国庆三天假去杭州玩玩。端丽也以为自己是累了，想出去散散心，或许qíng绪能好转。她同意了，并建议带咪咪一起去。
“人都说咪咪小家子气重得很，怪我们不带她出去见世面。”
“这孩子命苦，一生下来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该让她多享点福。”文耀也说。
可是咪咪不愿意：“我不去，我要复习功课。这次测验，代数只得了八十分。”咪咪学习很巴结，可是也许学习方式有问题，成绩总是平平。端丽可怜她，认为她大可不必费那么大劲读书。
“功课回来也有时间复习的。你不是还没去过杭州？”
“回来又要上新课了。今年升高中要考，代数没把握考一百分，就没希望进重点中学高中。”
“进不了就不进，我们不和人家争。现在家里好了，不会让你吃苦的。”端丽说的是真心话，她觉得咪咪和来来不同，她不是个读书的料，读起来吃力不讨好，何苦拼命呢！她怜惜地抚摸着咪咪的头发，“你跟着爸爸妈妈吃了不少苦，现在有条件了，好好玩玩吧！”
咪咪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妈妈：“妈妈，我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
“爷爷落实政策了嘛！”
“那全都是爷爷的钱？”
“爷爷的钱，就是爸爸的钱……”端丽支吾了。
“是爷爷赚来的？”
“是的，是爷爷赚来的。但是一个人用不完，将来你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靠这钱过一辈子。”
“不工作，过日子有什么意思？”咪咪反问道。她从小苦惯了，是真的不习惯悠闲的生活。
端丽说不出话了，怔了一会儿，淡淡地说：“你实在不愿去就不去吧。”
“好的！”咪咪解脱了似的重又埋下头去做功课。端丽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咪咪一眼，她后脑勺上两根牛角辫冲着天花板，一笔一划都贯注下去，十二分地兴趣和认真。她从来就是这样，gān每件事都很认真，很仔细，很有兴味。她喜欢做事qíng，无论端丽让她gān什么，她都欢天喜地，似乎这些琐事有着无穷的趣味。有一次，端丽让她排队买西瓜，队伍很长，太阳很辣，两小时之后，端丽才去换她。她汗流满面，却兴致勃勃。看到妈妈高兴地说：“只有九十八个人了。”九十八个人仍是一列很长的队伍，但总是在慢慢地缩短，接近目的地了。咪咪从小习惯的是在日头下，流着汗，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目标，获得果实。这十年的艰苦岁月，在咪咪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岁月，毕竟不会烟消云灭，逝去得那么彻底，总要留下一些什么。要想完完全全地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qíng那景，是不可能的。端丽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象是安慰，又好象是悲哀，她对杭州之行的兴趣淡漠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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