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当时搞过一些活动，如参观故宫博物院，到储秀宫看为西太后六十寿辰写的《万寿无疆赋》，有陆润庠写的，还有……据说慈禧并不满意。还访问过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学者俞平伯。那天不巧俞先生因事外出，我们却有幸见到了俞平伯的父亲——翰林俞陛云老先生。俞老身材不高，微胖，头大，说话十分客气有礼貌，一句一个“小儿平伯”，令我们这帮大孩子忍俊不禁，竟大笑了起来。
我们还走访了沦落在民间的一位老宫女。她住在景山东街里的中老胡同，离北大宿舍很近，是工友老李给介绍的。他和老宫女住一个院，是街坊。我清楚地记得访问时间是霜降前后，地上已见冰碴，她屋子里生了炉子。屋子不大也就10来米，是间西房，有些老式旧家具：南墙是个黑漆大躺箱，想必是当年为西太后赠她嫁妆而置买的；北墙是一对双层壁柜，什件（铜活）擦得锃亮；一张榆木擦漆的八仙桌，两把靠背椅；条案上是座钟掸瓶、帽镜、帽筒……一个典型的老北京人之家。她给我们沏了一壶茶，是我们带去的高碎（茶叶末儿）。老宫女有50来岁，面孔似huáng白镜子，头发开始花白，穿青布裤子、蓝布褂子，脚上已穿上青绒毛窝（骆驼鞍棉鞋），给人一种很gān净利落的感觉。她说话慢条斯理，不高声，不抢话，耷拉着眼皮，不直视人，带着青年时在皇宫里训练出来的习惯。她简单地告诉我们，她能看见的，如早起上朝前她伺候一袋烟，她怎么点烟，还比划了姿势；一日三餐的排场，她只是远远地看见，因为由太监伺候；夜晚睡觉如何设防，轮到她值勤时就躺在西太后的脚底下的地上；宫里没厕所，太后怎样接溲（大小便）。“传官房”就是拿便盆，便盆什么样，里面放檀香木的末以防臭味，便盆由小太监顶来顶去……
很快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工友老李向我们使眼色，意思是该散了。我们很满意，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官方文献所没有记录的东西。她是她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那段历史难得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初识老宫女的也是北大生活印象之一。
二、毕业即失业
在北京大学四年的求学时间里，我和锡常常在北大图书馆（北大红楼北侧）里看书、翻阅资料、择录要点，为撰写论文作准备。这个图书馆渐渐成了我们俩感qíng接近的地方，直到大学毕业前夕我们结婚。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我们是幸福的。
但是在解放前，两个大学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毕业即失业。我们到处奔走，托遍亲朋，然而谈何容易。教书的脱掉长衫去拉洋车（人力车）、卖烟卷；行人手提什物被叫花子抢走，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怎么办？读书人爱书如命。我们只有一些书，忍痛割爱，卖书！先卖夫妻俩各有一部的史记、说文、鲁讯全集（单行本），卖一套，留一套。当卖郑振铎的cha图本文学史时，何等令人心酸！书卖了不少，不能再卖了。又卖结婚戒指，怕母亲伤心，就偷偷换个包金的戴上。还卖什么？卖结婚时亲朋所赠的礼品，艺术台灯、玻璃砖大花瓶，再往后真没什么可卖的了，竟把能装4斤日本清酒的大洋瓶子卖了，一个4毛钱，换点切面以糊口。这是我们结婚后遭遇的第一个贫困苦难高峰。
三、日本广岛之行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钱稻荪先生举荐王锡，以北大高材生的名义赴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当时我们想，东渡扶桑也许是条求生之路呢！然而我们错了。广岛之行给我们后半生播下了万颗不幸的种子！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男人出征，遍地寡妇，人们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配给”。我们在广岛的日子里，没看见过什么食品、日用品，商店都上着板，不营业，没东西可卖，市面萧条极了。我们的长子因严重缺乏营养而致残，造成我们终生的遗憾。当时我们心中默默地想：回国吧！离开这“荒凉”与“贫瘠”的土地！离开这个“女人国”，离开这个后来遭受灭顶之灾的不祥之地——广岛。
母亲的一纸加急电报“母病速归”，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当美帝国主义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消息震惊世界时，我们已平安地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北京。我们幸免于难，母亲旋也病愈。
40年后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jiāo正常化12周年到来之际，受当时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邀请，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来中国访问，到北京欢聚。其中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数名学生还被请到我家做客。当时欢声笑语的qíng形，至今记忆犹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年之际，锡写了《忆广岛》一文，登在报刊上，作为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和见证。
四、困居济南
正当我们从海外回到北京，锡赋闲在家时，不久，接到一纸新聘书，赴济南银行调查室工作。喜的是生活有了着落，悲的是火车于路上被炸，在惊吓与饥饿中，好不容易才辗转到济南。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2）
泉城是美丽的，大明湖、趵突泉都是旅游胜地，可是我们的心qíng却太恶劣了。我们的二儿子发烧却不能及时到医院打针治疗，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济南灯火管制，夜晚戒严。等到了天亮，已失去抢救之机，孩子夭折于济南了，才8个月。
我们千里迢迢奔赴济南的目的是为了生计，当时的联合准备银行在济南建调查室，但锡还没有到任，该单位就停办关闭了。靠一点微薄的遣散费，我们过着困窘的日子，连电灯都被掐了，点蜡烛。想回北京路不通，竟在济南困居了7个月。最后不得不把大半个家的用品、衣物等全扔在济南，我们只身回北京。但毕竟回来了。济南之行是不幸的，是悲惨的，不但丢了东西，而且失去了骨ròu，锡还带回来一身病。
五、做肾摘除手术
大约在1947年，锡由恩师举荐，到北京二中去教课。他带病上班，坚持到解放，终于躺倒了。1950年他做了肾摘除手术，刀口一尺二长，是大手术，医疗费用不少，他有幸享受到公费医疗的补助。术后，他一天天地好起来，从打点滴，吃流食、半流，到终于能吃正常饭了。出院时吴大夫跟他说：“恢复得很好，也很快。摘除一个肾脏没大关系，我也是一个肾。别人能活70，你也能活70。”充满乐观的吴大夫影响了病人。在锡的后半生中，他每每想起医生的话语，他总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说说笑笑的。
六、老宫女来到我们家
锡出院后还须一段调养期，可这时我已经到北京二十五中（当时还是私立育英中学呢）去教课兼班主任，工作相当忙，只好请了帮工。可那时刚解放，“佣工是剥削”，也没处找哇！此时我们的同学好友刘君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把老宫女请来，那可是个好心眼的老人，就不知她肯不肯来。”说到老宫女，我们是有旧qíng的，我们在上大学时曾访问过她，听她讲清宫轶事。可那位老太太（人们称她大姑）是个gān净利落人，手中还有些积蓄，她肯来吗？刘君说，今非昔比，她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当年西太后赠给她的东西，早已当卖一空。刘太监不但好吃、好喝，还好抽（鸦片烟）、好赌。刘太监死后，剩她孤身一人，还被匪盗劫抢过，已濒临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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