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宣庙中兴志》和《两朝平攘录》里明确提出是“误失火于药柜”、“忽木杠（火pào）破，药发冲天”，是明军自己的失误。
究竟爆发原因为何，已经无法考证。对于当时的明军来说，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果。
最先崩溃的，是已经进城的彭信古部。他们一时间还无法接受从大胜到大败的转变，被日军一冲既溃，从城门倒退着逃出来。
茅国器和叶邦荣是两员优秀的将领，他们在爆炸后没有让部队惊溃，还在忠诚地执行着作战任务。当彭信古的部队大溃而退的时候，他们英勇地迎了上去，试图保护友军。
这个动作让彭信古得以逃出生天，却让茅、叶两部陷入日军的重重围。
在城外负责外围牵制的郝三聘、马文呈和师道立三部骑兵，刚才被爆炸声惊扰得十分不安，这时看到彭部明军惊慌退回，茅、叶被围在垓下，他们不是抢前助战，反而转身就逃。
数千匹战马跑起来，声势相当惊人。看在其他明军眼中，就像是全线崩溃一样。整个中路军的阵势一下子就完全乱掉了。
这时候唯一还保持镇定的，是董一元和他的辽东家丁们。他退到一处相对较高的地势，把刘时新、柴登科等还未溃逃的部队收拢过来，编列成军。
董一元注意到，日军其实这时候也特别混乱。岛津忠恒冲的太快，身边士兵不多，更多的日军被堵在了泗川城前，与茅、叶两部拼命死战。他带着骑兵越过岛津忠恒，绕入城下，先把茅、叶两部救了出来，然后转身杀向岛津忠恒身后。
岛津忠恒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朝旁边退去。好在董一元无心恋战，直接向北方遁去。
此时三万多明军已经跑了一个漫山遍野，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朝着晋州奔去。那一声彭信古营中的爆炸声，成了明军的催命符，跑到这会儿，他们已经不是因为战败或者恐惧而跑，而是别人也在跑，自己不得不跑。
这时候，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糙落了下来。
固城的援军立花宗茂已经赶到了战场，这一支生力军正好冲到明军的右翼。立花比岛津还狠，立刻撒开了手下开始屠杀。日本人像发了狂的野shòu，挥舞着枪矛扑了过去。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追歼战。明军已经完全没有了抵抗的意志，从一支成建制的军队沦为一个个惊慌失措的孱弱个体，任由日军像杀jī一样肆意杀害，割去首级与耳朵。从泗川到晋州之间的广阔地点，变成了明军的地狱，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茅国器一路退到望津峰以后，清点了一下兵力，发现自己伤亡了六七百人，同僚徐世卿遇难。而彭信古更惨，只余五六十人——那只黑人军团，也在爆炸和溃逃中十不存一。这还是在有组织撤退的qíng况下，那些一路跑成散沙的部队，还不知伤亡有多少。
茅国器看着望津峰，心里又是沮丧，又是惭愧。沮丧的是数万明军，居然是这么溃败了；惭愧的是，实在是枉费了郭国安一番苦心。
要说浙军，不愧是朝鲜战争第一靠谱的部队。茅国器对部下说，泗川咱们是败了，可望津峰是一处天险，还不容易才拿下来的，如果这里丢了，下次再打过来就难了。败退到此为止，无论如何，这里得守住！
茅国器就地扎营，收拢散落的明军，准备打一场防守战。赶过来会师的有祖承训、蓝芳威、郑起龙，这些人的部队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这时候董一元也跑过来了。茅国器把话重复了一遍，希望董帅同意，可没想到被拒绝了。董一元认为这里孤悬敌后，背靠南江，如果泗川和固城从两个方向进攻，就是背水一战的死地。
茅国器问那咱们怎么办？董一元说：“回星州。”
回到星州，就意味着中路军这几天的辛苦完全付之东流。存在临津峰的一万两千多石粮糙，要全部丢弃。
但董一元执意要回，谁也劝阻不了。
于是明军在望津峰稍事停留，渡过南江，往北撤去。他们携带的辎重、粮糙都丢弃一空，马匹也都死去不少，万分艰苦地在群山之间跋涉。许多士兵又冻又饿，惨号声和哭泣声不绝于途，还有人走着走着，一头倒毙在路边，连收尸的都没一个。
居昌本来有八千石粮糙，也因为不及运走而全扔了。
到了三嘉以后，董一元唯恐日军尾随追击，留下了祖承训、茅国器、杨绍祖、蓝芳威、彭信古、秦得贵六将防守，其他人继续往北撤。
一直撤到陕川，明军这才能得以停下来喘口气。董一元正想休整一下，死里逃生的彭信古告诉他：“殿后的郑起龙全军覆没啦！”董一元大惊，连忙拔营而走，一路撤到星州方停。就在这一路逃亡之中，方时新染病身亡。
再一问，彭信古根本就是胡说，日军根本没有越过南江追击。
日军没有追击的原因有二：一是粮秣不足，不敢轻进；二是没时间，他们要忙着庆功。
对于泗川与固城的日军来说，这一天是盛大的节日。人人都砍到了明军首级，人人都立了大功，每一个人都笑逐颜开。从濒临全灭到大获全胜，这样的惊喜实在令人兴奋。
岛津义弘事后清点战果，把所有割下来的明人鼻子装了十个大樽，特意运到名护屋去。至于割下来的首级，在清点完以后统统埋入一个大坑，填埋成土包，当作京观来炫耀武功。
这个首级塚的具体位置，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考古学者确认。韩国在此设立了朝明联军战殁慰灵碑，来祭奠这些不幸战死的战士们。
泗川之战，是明军败得最惨的一场战役，也是最让人惋惜的一战。
明军凭借着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犁庭扫闾之势开局，在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居然因为一次意外的爆炸而中道崩溃，演成大败，这实在让人扼腕。
董一元和彭信古虽然是战败的两个罪人，可是他们的决策，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
毕竟如果没有那门大pào的意外炸膛，明军便能顺利攻入城内。他们的计划很好，只是运气太差。
这种说法，是在暗示，明军的胜负完全取决于一门大pào。这么说，是否公平？
也不尽然。
泗川之战确实是因为一个偶然xing的意外而转折，但这偶然之中，又蕴藏着必然。
如果董一元肯听茅国器的建议，先攻固城，局面或许会大不相同。
如果郑起龙的建议被采纳，围三阙一，说不定岛津会选择出逃，而不是困守。
如果彭信古的部队严守纪律，不抢攻入城，而是留在阵位上照顾大pào，说不定那门pào便不会炸膛。即便炸膛，也不一定会引燃火药库。
如果郝三聘、马文呈与师道全三部骑兵在事发后没有逃走，而是前进支援，说不定日军的反攻会被扼杀在萌芽中。
如果明军诸部都像祖承训、茅国器等人治军有方，虽惊不乱，一营一营徐徐后退，日军便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展开屠杀。
这一连串“如果”说明，中路军在进攻之前，已经存在着严重的纪律问题。诸部各行其事，打顺风战就一窝蜂地冲，战况不利就一哄而散，缺少整体的协调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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