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会员配男“pen-master”，男会员配女的。分给我的会员公24人，年龄小至14，大至53。主要事25到35岁的女xing。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会员年龄都比我大。所以最初一个来月，搞得我láng狈不堪。大多数会员文章都比我qiáng得多，且早已对写信得心应手。而我，等于没写过一封像样的信。我冒着冷汗把最初一个月应付下来。肯定有几人要求换“Pen-master”——会员有这样的权利，这在会章里也已载明——对此我已做好jīng神准备。
但一个月过去也没有出现哪个会员对我的写作能力表示不满。非但如此，公司人还告诉我对我的评价相当之高。三个月后，甚至觉得会员们的写作能力似乎由于我的“指导”而提高一步。不可思议。她们好像从内心把我作为教师来信赖。如此一想，我的讲评信也远比以前写得挥洒自如了。
现在才明白，原来她们都很寂寞，她们（或者他们）只是想向谁写点什么。而她们却连——当时我很难相信——收信对象也找不到的。她们不属于个电台音乐点播节目主持人写信那一类，所需求的是更有个xing的东西，纵是“批改”、“讲评”之类也未尝不可。
我就这样像单腿海狗似的在温乎乎的信札闺阁中度过了自己年过20后的最初岁月。
会员们写给我的信实在多种多样。有百无聊赖的，有开朗欢快的，有伤感悲戚的。事qíng过去很久了，加之手头遗憾地没有保留她们的信（作为规则，信必须全部退还公司），具体已记不清楚。但我记得那里边的确镶嵌着壅塞着以至折she出林林总总的人生画幅，从极大的到极小的无所不有。她们传达的那些信息，对于我，对于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大学生来说，是那样奇妙那样虚无缥缈。我觉得它们大多缺乏现实xing，甚至毫无意义可言。但这并不仅仅因为我缺少人生经验。今天我才想通，事物的现实xing十有八九并非传达之物，而是应该由人制作的。意义乃由此产生。但我当然不懂这个，她们也不懂。那些信上的所以事物所以在我眼里显得异常平庸呆板，我想这也是一个原因。
因故辞去那份课余工的时候，我所指导的会员无不为之惋惜。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感到遗憾——尽管坦率地说已经对此无休止地写这种工作信已多少有些厌倦——毕竟我觉得再不会遇上这么多人对我推心置腹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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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汉堡牛ròu饼来说，我实际便得以吃了她（最初给我写信的女xing）做的汉堡牛ròu饼。
她32岁，没有小孩，丈夫在一家有名的——世上排名第五——贸易公司工作。我在最后一封信中写明“遗憾的是本月底我将辞去这份工作”时，她要招待我一顿午餐。她写道，就做极为理所当然的汉堡牛ròu饼好了。虽然违反会章，我还是决心前去。没有什么能竭止22岁小伙子的好奇心。
她住的公寓在小田急铁路沿线。房间gān净利落，确实像没有孩子的夫妇的居所。家具也好照明也好她的贸易也好，虽说都不高档，但给人的感觉很舒服。我对她看上去比我想的远为年轻，她对我比她想的年纪小得多都很吃惊。她以为我比她年龄大。“Pen-Society”不透露“Pen-master”的年龄。
但互相吃一惊后，初次见面的紧张便缓解下来。感觉上我们就像没有赶上同一班列车的乘客，一起吃汉堡牛ròu饼，喝咖啡。说起列车，从她房间所在的三楼窗口可以看到铁路。那天天气极好，周围公寓阳台晾满被褥和chuáng单，时而传来拍打被褥的砰砰声。我至今也能记起那声音。声音很奇妙，没有距离感。
汉堡牛ròu饼味道无可挑剔。香辣恰到好处，焦得一声脆响的底面挂满ròu汁。调味汁也正合适。老实说，即使不能说是生来第一次吃这般可口的汉堡牛ròu饼，也是好久不曾吃到了。我这么一说，她很高兴。
喝罢咖啡，我们边听巴特-巴卡拉克的唱片边讲自己身世。不过，我没有什么身世好讲，几乎都是她讲。她说学生时代想当作家来着。她说她是萨根迷，给我讲了萨根。她说中意《喜欢勃拉姆斯》。我也不讨厌萨根。起码不认为他如世人说的那般俗气。并没有规定说任何人都必须写亨利-米勒和热勒笔下的那种小说。
“可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她说。
“现在开始也不晚的。”我说。
“那我知道。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这点还是你告诉我的呢。”她笑了笑，“就是说，给你写信的时间里我完全明白了，明白自己没那样的才能。”
我一阵脸红。如今几乎不红了，但22岁前后，我马上就脸红。
“不过，你所写的有非常直率的地方。”
她没说什么，嘴角浮起淡淡的笑，的确笑得很淡。
“至少看你的信想吃汉堡牛ròu饼来着。”
“肯定是因为当时你肚子饿了。”她缓缓地说。
或许那样的。
电气列车发着咔咔的gān涩声从窗下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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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打5点，我说该告辞了。“您先生回来前您得准备晚饭吧？”
“丈夫很晚很晚，”她依然支颐不动，“不到半夜是不会回来的。”
“真够忙的。”
“是啊。”她停顿片刻，“信上我想也写过来着，跟丈夫好多话都谈不拢，心qíng沟通不了。和他说话，觉得就好像在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说话似的，经常xing的。”
我不知这样应答。同这样心qíng不能沟通的人一起生活本身在我是很难理解的。
“不过，也好。”她静静地说。听起来真像是那样也好。“谢谢你长期写信给我，那让我非常愉快。通过给你写信，自己好像得到很大解脱。”
“我也很愉快的。”我说。但不讳地说，我已差不多记不起她用怎样的语句写了这样的信。
她默默看了一会墙上的挂钟，就像在检点时间的流程。
“大学出来打算做什么？”她问。
我说什么都还没定下，自己也不清楚做什么好。
听我这么一说，她再次淡然一笑，“我想，你大概做写文章那类事好些。你讲评时来的信实在妙得很，给了我不知多少慰藉。真的，不是奉承。你或许是仅仅为完成工作定额写的，不过那里边有颗心放了进去，我觉得。全都整理保存着呢，时不时拿出重复一遍。”
“谢谢。”我说，“还要谢谢您招待的汉堡牛ròu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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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10年后的今天，每次坐小田急线电车从她公寓附近通过，我仍然想起她，想起一咬就发出脆响的汉堡牛ròu饼。我眼望铁路两旁排列的公寓楼，猜想哪个是她的窗。我想起从她家窗口望见的那片风景，推测它位于哪一带，却完全推测不出。
她未必住在那里。若仍住在那里，恐怕她现在也在那窗口里头继续一个人听同一张巴特-巴卡拉克唱片，我觉得。
那时我该同她困觉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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