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我的代数总是考0分,再加上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在答题纸上写道:“老师说谎。对学生说谎可不是好事。”这使得女校的那位男老师给我打了负10分,即“-10”。一定是以后不想和我有什么关系了吧。我之所以在答题纸上写下那样的话,是因为在一件关于给我们新课本的事qíng上,老师明显地说了谎话。
几天后,我在走廊上碰到了那位老师,他叫住我说:
“上次我给你打了负10分,作为一名教师,这是不应该的,我取消那个分数。”
我问道:
“那么会是多少分呢?”
“0分。”
听老师这么说,我小声说道:
“那就不用了吧,不用取消了。”
在这以前,在老师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曾经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学代数呢?有什么必要吗?”
老师答道:
“我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回答你。”
第二天,老师这样解释道:
“学习了几何,就可以不必爬到树上却能够计算出树的高度来,也不需要过桥就能够知道桥到底有几米长。”
我听了就想到:“的确如此,这是很有必要的。”但老师接着说道:
“不过,代数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也不太清楚。”
我觉得很是遗憾。如果它有什么用处的话,也许我还会想去学,可是它却……就这样,就算我几何能考100分,我的代数却总是0分,数学平均只有50分。我就是这样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在“低能”的感觉之中长大。电话号码我也只能记住一两个数字。
我对数字完全不在行,可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数字,我却能够记得非常清楚,有时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当我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而去很多国家的时候,我完全不用笔记本就能够记住很多数字。亲善大使视察的旅途是很辛苦的,我和朝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摄影家田沼武能先生、报社的几位记者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大约一星期的时间里,要进行约100小时的活动。一路乘坐汽车或者小型飞机前行,访问医院、学校,和孩子们见面,有时还要和总统会面,还要视察难民营、沙漠、埋有地雷的地方、被破坏的房屋等等,总之,几乎在奔跑中查看。深夜我们还要核对数字,例如“那座难民营中有多少人”之类,所有的数字都要由电视台、田沼先生、记者们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互相核对无误。因为如果向外界公布的时候出现差错,那可不得了。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不带笔记本。因为我和孩子们见面的时候,如果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没法抱孩子们,也没法和他们握手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时候的数字我都能清楚地记住,让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奇。
在内战之中的安哥拉,1000名儿童中有375名在5岁之前夭折。卢旺达的纷争之中,50万人以上被杀害,200万人以上沦为难民逃往国外,在刚果(旧扎伊尔)周边的35座难民营中,有384
800名卢旺达难民,另外还有150万人成为国内难民。在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有17万儿童因为重度营养不良而处于危险之中。埋在科索沃的地雷达到了100万颗。全世界每年有1000万儿童在5岁以前夭折。海地的12岁少女为了养家糊口,仅仅为了42日元(6古尔盾)而卖身。在海地,没有工作的成年人占总人口的8
0%,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识字人口的比率只有15%。乌gān达的艾滋孤儿达到100万人。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数字不是很简单吗?迄今为止的16年间,我访问了20多个国家,各种各样的数字加在一起,数量是相当庞大的,但我几乎都能记住。上篇文章我写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个LD(学习障碍)儿童,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对算术和数字很不擅长。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数字,也就是有关世界上的孩子们的数字,在我的大脑中却整理得清清楚楚。
即使是被称作低能的孩子,也会在某个地方有那个孩子独特的、只属于他自己的潜能。
大家都爱小豆豆
每个小孩的记忆里都有一所“光明小学”,那是一所完美学校。数学书的应用题部分是我们获知“光明小学”最新动向的渠道:“光明小学近日添置一批娱乐设施,总共花费1020元……请问每个篮球多少元?”“光明小学举办秋季运动会,为运动员购买奖品共花费2000元……”“光明小学举办元旦晚会,需要购买100只气球……”基本上,“光明小学”的学生每天都在有组织,有计划地玩各种好玩的东西。像我这样的小孩,就有过怂恿同学集体转学“光明小学”的经历。我有个同学,上初中后才知道,那个数学题中的完美“光明小学”,
是虚幻不存在的。
等我看了《窗边的小豆豆》以后,我就再也不向往光明小学了,因为书里的“巴学园”更好玩,更可亲,更理想化,更符合孩子对学校的期待。在我的想象里,在巴学园上学的孩子每天从学校回来之后,就瘫在沙发上,丧失了对颈部的控制功能,脑袋里仍在回想刚才在学校经历的深刻而持久的喜悦。
我大概属于较早看到这本书中译本的那批人。那时候,小豆豆被翻译为“小冬冬”,而我刚刚学会写字,在每一页的空白处,我都用最喜欢的莹huáng色,按照这本书里的口诀学着画梳发髻的老妇人:“画一个圈,画一个圆,竖着两下,横着两下,画一个圆,画上个点,画一个圆,头发三根,头发三根,头发三根,一眨眼间,一个太太。”对于我,确实是异常欢快愉悦的阅读过程。
我现在再一次看《窗边的小豆豆》,最为奇怪的是作者黑柳彻子的记忆。我们知道,记忆其实是靠不住的。在我读过的小说和回忆录里,那些同学、早恋对象、学校、家、从学校到家的公车,甚至花瓶和屏风,都可以钻进时间隧道里,在文字里重现;只有“我”,那个第一人称主角,是回不去的。主角总是比别人看得远些,冷静些,清醒些。目光凛凛,内心叽里咕噜说个不停,其他人,都是背景和皮影。就如余秋雨先生新出的回忆录《借我一生》里说:“《铁皮鼓》里那个矮小的男孩子能够见证很多连大人也看不清的历史,在我们家乡,那个男孩子就是我……”这个男孩,其实是被一个老头附体的。这样的回忆,也是可堪怀疑的。
我小时候对“小豆豆”这个人称一直放心不下,不敢证实是不是作者,后来看到《名字的由来》这一篇:“小豆豆的真正名字叫‘彻子’……”我才明白过来。黑柳彻子不用第一人称
“我”,而用第三人称“小豆豆”,是因为小豆豆和巴学园,或者说和整个童年是一体的,构成一个完整的童年。这个“小豆豆”才更符合真实的记忆,尽管懵懂,却更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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