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曾国藩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一方面,他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手头的事qíng,耐心地等待官位的升迁;另外一方面,曾国藩在文章的写作和学问的jīng进上全力进取。那时候曾国藩的全部目标就是,在学问、人格以及官位上追求完美。这样的目标,实际上也是每一个传统文人的终极目标。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才预感到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bào风雨,也预感到这件事将与自己的人生发生关联。也许,这突如其来的狂飙是一个机遇吧?乱世就像一个遭受到qiáng烈撞击的大水池,沉滓泛起,原先的秩序变得错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如东汉的班固一样投笔从戎,也从未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
1850年夏天,广西局势变得动dàng不安。金田起义之前,在南部的广西,各势力纷纭骚乱,它们占山为王,开始分庭抗礼。这种qíng况下,朝廷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调向荣为广西提督,又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火速赶赴广西平乱。林则徐在半道上突遭恶疾,在cháo州不幸去世。朝廷只好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让他们率领人马赶往广西。结果,这两人一败涂地。道光皇帝又气又急之下,突染重症,不治而亡。第四子奕?继位,也就是咸丰皇帝。道光驾崩之时,曾国藩正好任礼部侍郎,熟知礼仪古乐的曾国藩一手主持了道光皇帝的葬礼,将整个葬礼办得庄重肃穆、井然有序。看到年轻的奕?明眸皓齿、举止端庄,很像是一个颇有作为的明君,曾国藩很是欣慰。道光的葬礼结束之后,礼部堂官各加二级,曾国藩也奉旨兼任兵部左侍郎。咸丰即位之后,曾国藩不失时机上了一个奏折,对于朝廷的用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国藩提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恳请新皇帝上任后,广开言路,多听一听民间的声音。对于曾国藩的此项奏折,新任皇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奏折上批示,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下令广泛征言,希望诸大臣对于朝廷积极进言;有很好建议的,还要给予重赏。
道光
1851年1月,广西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次起义,比之前的任何一股“流寇”规模都要大,而且,提出的口号,以及信奉的宗教,看起来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咸丰皇帝感到事qíng的严重xing,连忙召集大臣开会,商讨良策。曾国藩上了一个奏折,推荐江忠源等人赴广西清剿。咸丰听从了曾国藩的意见,把江忠源等人派往广西战场。1851年5月,曾国藩见朝廷办事效率极低,咸丰上任后不思进取碌碌无为,激愤之下,又上了一道自认为极其大胆的奏疏:《敬呈皇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曾国藩在同期的家书当中阐明了此疏的用意,上书是为了杜绝皇上的“骄矜”之气,扭转朝臣的“唯阿之风”。此疏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层内容:咸丰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比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这些小事;而对于一些大事,皇上却不闻不问。比如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极不合理,姚莹威望颇高,却只是“泛泛差遣委用”,而严正基地位低贱,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这些,都是疏于大计的明证。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明确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广开言路,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有建设意见的将给予奖励,但结果呢,“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事奖许者,也只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比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都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的表现。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之初,曾经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皇上失信于臣工的具体表现。况且,目前qíng势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实为不妥。
奏疏到了结尾处,曾国藩几乎要给咸丰皇帝以警告了,曾国藩告诫咸丰皇帝,如果不听忠言,一直骄矜处世的话,那么,皇帝就将会觉得直言者面目可憎,jian佞之臣和蔼可亲,当今社会那些毛病将继续蔓延,没有尽头。
这样的奏疏,话语的确说得太狠了一点,也可能是曾国藩想仿效古代的谏臣吧,故意把事态说得严重一些。年轻的咸丰皇帝没有看完,就把曾国藩的奏疏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并且,召来军机大臣,想问罪这个迂腐的老夫子。大臣们苦苦求qíng,曾国藩才免予获罪。余怒未消的咸丰皇帝自此之后,一直对曾国藩耿耿于怀。在此之后,曾国藩的恩师多隆阿被罢免,咸丰对曾国藩更是心存芥蒂。也许是xing格和气场的不尽相同吧,在内心深处,这个一生好诗词、美酒,尤爱女色、房中术和chūn药的乱世皇帝,对谨小慎微的汉族臣子曾国藩,一直不太感兴趣,他从未将这个湖南乡下人当作自己的爱臣。
不过年轻的咸丰皇帝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算是开明——冷静下来之后,咸丰还故作姿态地颁布上谕,对于曾国藩奏折一事作了说明。在上谕中,咸丰辩白说,虽然曾国藩的奏疏显得迂腐欠通,但毕竟用意是好的,对于下面的建议,朝廷只能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对于一些沽名钓誉的谏言,只能用“毋庸议”来表达——显然,咸丰是想以如此方式打一个圆场。对于曾国藩,咸丰甚至还给予了某种褒扬,又让他兼署刑部侍郎。这样,年纪并不太大的曾国藩,陆续担当并且同时兼任过礼部、吏部、兵部、工部、刑部等六部侍郎。这样的经历,在京城的汉族官员中,可谓屈指可数,也足见曾国藩的能力和声望。不久,曾国藩又被咸丰任命为四川乡试的主考官。曾国藩在四川悠闲地待了几个月,不仅得到了很多实惠,同时游历了西南之地的很多地方,领略到在京城从未享受过的风光。
那一年夏天,长江流域bào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廷在这种qíng况下没有及时调整政策,长江沿岸的横征bào敛依旧继续。在这种qíng况下,熟悉民间疾苦的曾国藩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在曾国藩看来,南方bào乱之所以此起彼伏,主要原因就是那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导致官bī民反。现在,长江沿岸同样潜伏危机,这些地方如gān柴烈火,一点即着。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列举了很多严峻问题,看得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清楚的了解:一是银价之高,钱粮难jiāo。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为天下之首。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如果除掉佃户分得和抗欠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只有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却在二斗左右,兑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要除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jiāo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虽然如此使上jiāo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去jiāo纳,老百姓还会觉得很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是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要jiāo纳银两。老百姓用辛勤耕作所得到的米去卖钱,可是米价太贱,百姓还是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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