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第的曾国藩只好带着满腹惆怅踏上了归程。由于心qíng不好，曾国藩顺着大运河一路游历。到了江苏境内，曾国藩想起老乡易卓梅正在睢宁县当知县，便去拜望。易卓梅见到了曾国藩，非常高兴。曾国藩从易卓梅处借了百两银子后，经清江、扬州，溯长江西上而归。过金陵时，曾国藩在夫子庙看到书肆里有一套《二十三史》，不由为之心动。一数囊中银两，如买书，回家的路费就不够了。曾国藩不由望洋兴叹，几yù离去，却又恋恋不舍。最后，曾国藩将自己所带的四季衣物全典当出去，这才背着重重的一套书回到了湖南老家。由于是借钱，回家后，曾国藩一直不好意思跟父亲说这件事。不久，曾麟书得知原委后，不仅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很高兴儿子的举动。曾国藩更受激励了，整日待在屋子里，足不出户，晨钟暮鼓，读遍诸子百家。
1837年，正在家读书的曾国藩听说附近的浏阳孔庙祭祀活动准备演奏古乐，这让他非常兴奋。对于周礼，曾国藩从小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也非常喜爱和关注。于是，曾国藩专程赶赴浏阳，与当地举人贺以南一同到该庙考研古乐的源流。在浏阳，曾国藩听到了真正的古乐，那真是一种天籁之声，它传达的，是天地的浑然正气，以及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沉着和浩然。曾国藩恍然明白音乐的涵义了：德、清、圆、匀、静，人力或可qiáng为；而透、润、奇、古，则属于天定。这样的古乐，就是属于“天定”的范畴——它们已不是简单地发泄日常的悲喜之心，娱人娱己，而是天、地、人jīng神沟通的一种工具。
郭嵩焘
对于古乐的溯源，让曾国藩内心充满了喜悦，就像洗过一个天然温泉浴一样，浑身上下有说不明白的舒慡。冥冥之中，曾国藩似乎也从古乐中获取了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透彻了。从浏阳回来时经过长沙，曾国藩又通过正在省城应试的老朋友刘蓉的介绍，认识了后来的第一高参郭嵩焘，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曾国藩二十六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只有十九岁。三个湖南年轻人意气风发，纵谈古今，指点江山。他们朝夕相处，一同登岳麓山，漫步橘子州，在湘江中流击水，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分手时，三个人疲惫而满足。自此，三人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手足之qíng。
1838年，对于功名的追求，再次驱使曾国藩离开湖南，千里迢迢赶到京城。这一年顺天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穆鄣阿，一个难得的满族大儒；副考官为朱士彦、吴文熔、廖鸿荃。也正是在这一年，曾国藩与穆鄣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qíng谊。这一年本科会试的题目是皇帝亲自拟定的：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曾国藩这一回提笔再也不觉得生涩了，他将他心里所想的，旁征博引，予以了表达。很快，结果下来了，曾国藩成绩虽然不算太好，只是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试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但毕竟入围了——赐同进士出身。对于自己的成绩，心高气傲的曾国藩有点灰心丧气，“同进士出身”，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进士。接下来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曾国藩信心不足，在朋友们的力劝之下，只好期期艾艾地参加了。朝考的作文是《顺xing命之理论》，曾国藩略略思考之后，下笔如神，阐述了人在天地之中应取的态度，颇得jīng髓地论证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这一次曾国藩发挥得异常出色，朝考得一等第三名。更好的事qíng还在后面——道光皇帝亲自读了曾国藩的作文后，非常喜欢，将曾国藩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检讨。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曾家世世代代，曾国藩第一个被点了翰林，这样的喜讯，让荷叶塘这个小小的山村轰动了。曾国藩回家之后，上门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家大摆宴席。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异常冷静，在招待亲朋好友的酒席散了之后，曾玉屏语重心长地嘱咐曾麟书：“我们的家庭素以耕织为本，即使富贵了，也不能忘本。他虽然做了翰林，事业方长，我们家中衣食所用并不需要他关问，以免使他分心。”这一年，这位年轻的湖南进士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以示要做国之藩篱，就是要成为国家的栋梁。
从1840年起，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的文职。在这段时间，曾国藩充分利用京城的便利，读书思考，广jiāo师友。并且，利用朝廷安排的出差机会，游历了很多名山胜水：在长江，曾国藩游览了三峡，当船只直下江陵之时，曾国藩回味古人的咏叹，不由壮怀激越。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使得曾国藩周身通透，也养育了他的浩然之气。由于在京城一开始是单身，1841年夏天，对于生活一直不太讲究的曾国藩暑热难当，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这时候，恰巧郭嵩焘来北京应试，见此qíng况，便与欧阳兆熊一起，悉心照顾曾国藩。郭嵩焘与欧阳兆熊还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使曾国藩转危为安。重病之后不久，曾国藩将家眷以及自己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和曾国华陆续带到身边，开始了平稳的京官生活。每天，曾国藩在处理公务、读书作文的同时，悉心辅导弟弟们读书，让他们励志走科举之路。
那段时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日子。奇怪的是，当时的京城，并没有后来历史中描述得那样惶恐不安。看起来，所有的日子都跟过去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京城的一切，仍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运转。虽然曾国藩陆续听到了一些消息，得知英国兵陷定海，道光命大学士琦善前往广东查办；英吉利攻破沙角pào台，直bī虎门……但那时候，书生气十足的曾国藩并没有感到惊慌失措，与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样，曾国藩对于这场事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估计得并不充分，在他们看来，偌大的帝国经历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国家，就像泥淖里的泥鳅一样，也掀不起什么làng花来。曾国藩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他毕生忠诚和服务的帝国将因此土崩瓦解，而毕生所追求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动摇。
鸦片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正是曾国藩研究宋明理学如痴如醉之时。1841年8月的一天，曾国藩来到了京城琉璃厂。在琉璃厂，曾国藩无事闲逛书摊。当他看到了一套全本的《朱子全书》时，心念大动。这个时候，三十岁的曾国藩已然有了对天地人之间的疑问，也有了关于人生的初步感悟；那种对于世界的探秘意识也悄悄地潜入他的内心。曾国藩虽然一直熟读四书，对其中很多章节滚瓜烂熟，但那种方式的读书，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于其中的奥义，却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哲学从来就不是学习的，而是通过感悟悄悄地潜入的。这样的说法，适合每一个读书之人。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涉及到对天地人的探寻，有着诸多哲学上的思辨，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感兴趣。他很想了解宋明理学的jīng髓所在，也想真切探寻一下朱子的思想脉络：一个布衣书生如何释疑解惑，又是如何练就与天齐、与地同，凛凛不可撼的浩然之气呢？——曾国藩赶忙掏出银两，将这套书买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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