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于1641年秋天皇太极宠妃宸妃刚刚病死，这位多qíng皇帝哀不自胜，饮食不思，从个大胖子变成半瘦子，在国内严禁饮酒作乐等一切“娱乐活动”，所以，他不可能有那么好心qíng去亲自入囚狱见洪承畴，更不可能在洪承畴投降后大陈百戏来作乐庆祝。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由于皇太极见洪承畴等之后没有“赐宴”，他还特意派人向对方解释说：“不赐宴于尔等，非为慢待，乃因宸妃之丧未过期也。”
其实，皇太极对于洪承畴如此高规格的文臣投降，内心中不是很慡。从前，明朝太仆寺少卿张chūn被关押多年，仍旧至死不降。所以，对待刚刚关押数月即降的洪承畴，皇太极不得不叹：“昔日我阵前擒获张chūn，亦曾恩养，终不为朕效力，一无所成而死，尔慎之，莫效张chūn！”其实，言外之意，是叹息张chūn的不屈与洪承畴的降附。
同为文人，一个软弱无骨，一个始终凛然不屈，洪承畴与张chūn，分别构成了明朝大臣的耻rǔ柱和纪念碑。
明廷方面，接到洪承畴被擒消息后，焦急万分。宁远的明朝守将吴三桂数次发塘报入京，均称洪承畴“誓死不屈，只求速死”，但也确实证明他还没有死。
崇祯帝从本能上感觉，认定洪承畴如此一个知书达理又受恩甚重的文臣，一定会壮烈殉国，所以他马上下旨要吴三桂确察消息，准备大张旗鼓对“死难”的洪承畴加以旌表，以励士气。
真正劝皇太极争取洪承畴这样人物投降的，不是范文程，而是在清军中服务很久的降臣张存仁，他对皇太极讲：“洪承畴等明朝文官为我们效力，则崇祯帝必视文臣如糙芥，此后文臣必不敢贸然出外督帅当负重任；武职如祖大寿辈为我们所用，崇祯帝必视武臣为糙芥，日后明朝武将也不愿为明朝效力！”而且，他进一步对皇太极解释说：“只要明朝大臣向我们归降，明廷必根据法律杀其一家。我国留其一身，明朝杀其一家，则降臣归志更坚！”借刀杀人之计，yīn险至极，匪夷所思。
洪承畴的家人陈应安受洪家所托，在六月初向明廷报告，说他家主人“义不受rǔ，骂贼不屈”，已经被清军碎剐处死，但此家仆并未随洪承畴去辽地，所以明廷仍不能确定洪承畴的生死。
崇祯帝虽是沉猜多疑之君，但为激励臣节，鼓舞士气，不久就下诏为洪承畴、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等人建立祠庙。为此，他亲临致祭，当坛痛哭，如此哀荣，洪承畴这位已经降清的文臣都“生享”了。
至于所谓崇祯帝在亲祭时听到洪承畴仍旧活着就取消祭奠的说法，是日后的清朝乾隆帝为取笑洪承畴偷生怕死，故意派人在《通鉴辑览》中伪造的。皇帝为搞宣传造假，也只有乾隆这个附庸风雅之君有此闲qíng逸致。
也就是说，迄至崇祯帝临死，他一直都认为洪承畴早已“壮烈殉国”了，是大明大大的忠臣。
清人笔记《广阳杂记》（作者刘献庭）记载洪承畴入北京后，从福建接其老母来京。其母见此叛降逆子，挥杖大骂：“汝来迎我，将使我成为旗下老婢吗？我要打死你这恶人，为天下除害！”
这种记载，文人小说耳，无非是宣泄忠jian大义罢了。真实qíng况是，顺治四年（1647年）洪老太太被洪承畴接到南京，母子欢聚。而后，老太太一身清朝贵妇装束，乘船回闽地享福，五年后才病死。
真正看不起洪承畴的亲人，乃其三弟洪承畯，此人在其兄洪承畴府第近旁的庙宇牌匾上大题四字：“大无莲心”，讥讽其兄对明朝“大无良心”。
所以，相比世受国恩、身居要职的洪承畴，十七岁美少年夏完淳之报国jīng忠，犹显伟大、壮烈。
历史有时真是有些荒谬的意味。一百多年后，1775年，即乾隆四十年，总爱卖弄文采和进行历史“翻案”的乾隆帝下诏，承认明末抗清诸臣“茹苦相随，舍生取义”的辛劳，颁布《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对夏完淳、夏允彝、陈子龙以及一大批明朝的忠臣义士予以“一体旌谥”。由此，昔日清王朝的危险敌人，一变为全忠全孝的大节无亏之人，而洪承畴、祖大寿等曾“事两朝”的“元戎”们，统统进了《贰臣传》。
自乾隆四十年起，夏完淳的生前诗文得以公开刊印、流传，《夏节愍全集》等书纷纷面世，其上千首诗、文、信函，均得以辑成发表。可笑又可叹的是，与夏完淳同时代的投附清朝的明末大文豪、大名士们，包括撰写夏完淳第一手资料的屈大均，都被乾隆帝加以痛诋和讥讽：“至于钱谦益之自诩清流，忝颜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辈之幸生畏死，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生，而犹假（借）语言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魂！”
清朝学者庄师洛所作之诗，最能为夏完淳这位少年英雄盖棺定论：
天荒地老出奇人，报国能捐幼稚身。huáng口文章惊老宿，绿衣韬略走谋臣。
湖中介义悲猿鹤，海上输忠啳凤麟。至竟雨华埋骨地，方家弱弟可同伦。
四海láng烟美少年（6）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时，这位老爷子已经明白无误地把对“我大清”有赫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人打入另册，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
……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略以经略表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朝）俱曾跻显铁，入本朝（清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当时）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今事后凭qíng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明朝）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他们）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是比于人类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宥）于既死。今为准qíng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在痛诋“贰臣”们的同时，乾隆帝对于清朝开国之初那些与其祖先驰马援弓、浴血死战的明臣明将，如史可法、刘宗周、孙承宗、卢象升等人，大加赞诩，表扬这些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均可称为“一代完人”，即使对于稍后“负隅顽抗”的南明诸臣，包括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乾隆帝也称他们是“忠于所事”，乃舍生取义的英雄。这些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可谓是万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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