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退身进步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满清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周旋，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国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yīn历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阶下囚”，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清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蹿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汉jian的大yīn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huáng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满清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qíng，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满清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满清议和的详qíng一五一十写下来，秘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
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qíng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qíng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这位老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责任声称完全是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
但陈新甲此时特较真，认为自己受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卖国”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的敕谕中言辞，拉着皇帝这根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安在他头上。最后，归结一个字：斩！
杀陈新甲，自然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
明朝，失去了他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惟一历史机会。
历史的黑色偶然xing，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明末内忧外患，士大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诩，以成大用。所谓唇吻韬略，竟成金紫之资，亦为杀头之源。这些人中，好坏参半，贤愚夹杂，熊廷弼、杨镐、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熊文灿、洪承畴、陈士奇、陈新甲等人，皆是名噪一时的文人统帅。特别崇祯一朝，由乡试而至巡抚大员者竟多达十人（崇祯以前整个明朝间仅有三人）。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知兵论武”在时势多艰的qíng况下比走科举之路要便捷得多，所以，陈新甲、何腾胶、宋一鹤、丘民仰、刘可训等人才能迅速升擢重用，往往两、三年就做到别人正常途径要在官场熬上二十年才能得到的官位。
文人“论兵”、“知兵”这种高级“玩票”，只有明末这种衰世才会特别突出。当然，比起南北朝时期和“戎服讲经”，明末士人要踏实一些。可悲的是，在热兵器逐渐成为主流的时代，士大夫们仍然把“韬略”当作万能药剂，醉心于“诸葛亮”的帷幄算计之战，却忽略了武备和士气的重要xing，本末倒置，还沉浸于“羽扇纶巾”于谈笑间让qiáng虏灰飞烟灭的梦呓中，此种传统儒学陈旧意识导致的虚骄习气，也正是他们大多下场悲惨的主要原因。
历史机会的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
拾贰
4
李自成、张献忠的成败――杀人如糙不闻声
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yīn历三月十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皇帝寝殿。
一位一米八三左右的jīng瘦汉子，皮肤黝黑，头发细huáng，正浑身赤luǒ地站在御殿寝室的巨大huáng金浴盆旁。十余个身着明宫官服的年轻貌美宫女，手忙脚乱地帮他揩拭身体，水珠不停地从汉子那细软如鼠毛的发间滚落下来。黑大汉侧身之际，一人多高的西洋穿衣镜中，登时出现一个影像，凸颧凹腮，睁一目眇一目，未瞎的一只眼里面凶邪之光瘆人，遍体黑毛，臂膊间青筋毕现——大汉一惊，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警觉令他大喝一声，肩摇腿踢，几个正为他揩身的宫女重重摔翻在一旁。
殿门处卫士闻声飞速赶入宫殿，见大汉余悸未消，一脸惊惶地怒视穿衣镜，卫士长忙下跪禀报：“闯王，那是西洋穿衣镜。”
“知道了！”大汉挥挥手，扈卫立刻消失于殿下。这位北京紫禁城的新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李自成。
读过姚雪垠先生小说的人，见笔者的描述肯定大吃一惊——姚先生笔下的李自成，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头戴毡笠，身披红氅，完全是农民起义英雄“高大全”的形象——那种描写，完全是文学的臆想和政治的演绎。甚至连李自成最明显的相貌表征“独眼龙”都不着笔墨，姚老先生太过“美化”这位明王朝的掘墓人。
一位姓窦的掌书宫女卖力地跪伏在巨大的、遍处绣锦飞龙的龙chuáng上，不停抚摩侍候这位皇宫的新主人。令人奇怪的是，黑大汉如同先前的崇祯皇帝一样，生理反应极其不明显，一则因为多年的“流贼”生活使这位“闯王”的器官用尽废退，二则是因为他当时心中还存有最大的挥之不去的隐忧：崇祯皇帝到底在哪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京城虽克，明朝的象征人物下落不明，仍旧不算是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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