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倭寇乱炽，浙闽等地富殷繁华城镇，半为丘墟，人民被杀无数，沿海jian民与倭人、佛朗机人勾打连环，惟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劫物。他们的劫掠，严重破坏了明朝沿海一带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发展，真不知有什么“萌芽”会蕴于血火刀剑之中。
当然，明朝沿海倭患渐息，除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因素外，日本国内的因素也不容忽略。因为，那时的日本，已经处于战国末期。在1585年（万历十三年），日本的羽柴秀吉平定四国，最终完成日本的统一，被“天皇”任命为“关白”，赐姓“丰臣”。
丰臣秀吉乃大志倭人，稍后征服了九州的岛津氏和关东的北条氏，成为日本列岛的真正主人。而日本的统一，使得丰臣秀吉在上台初期下大力气整治国内政治、经济，他严令打击海盗，巩固他本人为主的“中央集权”。这些，皆在客观上从源头阻遇了日本列岛“倭寇”的生成。
零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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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抗日援朝――朝鲜半岛，大明旗迎风飘扬
每年8月22日，日本人一般都很少在那个敏感的日子去韩国旅游。因为，1910年8月22日，日本伊藤博文政府qiáng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对朝鲜人民的奴役过程。这一天，在朝鲜半岛被视为“国耻日”。
朝鲜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仇恨，由来已久。“倭寇”一词，最早就是出现于朝鲜史籍。
据《高丽史》中记载高宗十年（1223年）五月的事qíng，就有“倭寇金州”的字样。当然，这里的“倭寇”不是名词，乃主谓短语，“倭”是名词，“寇”（侵略）是动词。其实，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墓碑中（公元404年）的叙述中已经有“倭寇溃败，斩杀无数”的字样。由于高句丽和高丽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笔者就不想把高句丽的记载引接到“朝鲜史”中，以免引起误解。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倭寇”含义，是指“日本qiáng盗”之义，并非指称明朝沿海的“倭寇”。
中国史书中出现“倭寇”一词始见于《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yīn历）的记载：“倭寇出没海岛中，数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
由此开始，直至嘉靖末年和隆庆初年的“倭寇”，皆特指日本武士、中国海盗和沿海jian民以及佛朗机（葡萄牙）人混在一起的特定时代特定意义的海盗集团。与朝鲜人、中国人平日蔑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的那种含义不同。
华丽帝国背面的百孔千疮
——万历中前期的时局
嘉靖帝死后，其第三子朱载垕登基，是为明朝穆宗，时年三十。这位爷，人品倒是厚道，xingqíng平和，但寿命不永，只当了六年皇帝就病死，仅仅是明朝的一个过渡xing帝王。一般老百姓知道的“青天大老爷”海瑞，正是他甫继位后马上从牢中释放（嘉靖下诏捕之）并予以任用。
至于明穆宗死因，也与chūn药和纵yù有关。由于这位爷人缘好，当时或后人很少拿这事渲染作文章。
明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继位，此即大名鼎鼎而又臭名昭著的明神宗，改元万历。
明朝之亡，其实正是因为这位万历皇帝。但他本人却长命，为帝时间近半个世纪。
由于近年huáng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热销，坊间有关万历这一朝的政治得失、历史沿革以及人物浮沉都有许多专著和杂著出版，笔者不想多说。特别是有关万历年间的大学士张居正的著述，林林总总，基本上都是翻案替他讲好话的。我恰恰相反，在简述一下张居正的“改革”之余，我也要讲讲他带来的弊端（这恰恰是当代研究者总是视而不见的内容）。
张居正握权十年，改革措施大概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增qiáng边防实力。特别是他调度有方，在支持王崇古推动蒙古俺答封贡的同时，调派戚继光主持蓟镇大权，提拔李成梁巩固辽东边防，使得明朝边疆地区烽火暂息。
第二，实施官吏考成法，从先前的注重浮誉考察官吏，变成“惟以安地静民为最”，裁撤冗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第三，实行赋制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正义原为“一条编法”，后来，“鞭”“编”二字俗写或错借，逐渐成为“一条鞭法”，其原旨皆是本着“化繁为简”的原则，使均徭里甲与两税（赋）为一，以便消除蠹弊。主要内容有四点：①赋役合并；②田赋一概以银为征收手段；③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④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银两。一条鞭法最大的利处，在于打击土地兼并，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而使占田多的豪qiáng不得不多jiāo税。
第四，治理huáng河。张居正在任，大用工部侍郎潘季驯，治理huáng河极其有法。众人从实际qíng况出发，解决了不少历史难题，有效减少了huáng河的水患。
另外可值称道的，是张居正当首辅时西藏达赖封贡的圆满完成。现在不少别有用心拔高“我大清”的史学者，皆极口夸赞清政府对西藏统治的“功绩”。其实，真要论功绩，最早也应该算在忽必烈头上而不是清帝头上。
明朝得国后，洪武六年（1373年）即诏封喃力吧藏卜等人，标志着明朝延续元朝对藏地的统治权。各地政教首领也知天顺命，纷纷上jiāo元朝旧敕印换取明朝新敕印。此后，明朝在藏地采用“行都武卫制度”，设置朵甘、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以及俄力思军民元帅府，通过行都武卫制度与册封地方首领两种方式有效管理藏地。
针对藏地几大宗教派别峙立的qíng况，明成祖很有成算，他弃用元朝尊帝帅力推一教的作法，多封众建，平衡和分化当地政教合一首领的威权。自1406年起，明朝在藏区分别封立阐化王、辅教王、护教王、阐教王，又封藏传佛教三大教派首领为“法王”。当时，明政府下力气最大推持的是噶吗噶派的“大宝法王”。1408年，明朝又邀新崛起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入京。
宗喀巴本人正在拉萨忙于传召大法会，忙派他的大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觐。由于明廷赐与释迦也失大量财物，他回藏地后，格鲁派实力与威望大增。贡赐关系以及茶马互市，其实为藏地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明朝早期对藏的统治，“统”实际上大过“治”。十六世纪前期，由于格鲁派保护者阐化王政权的衰亡，黑帽系噶吗噶派以及红帽系联合在一起大力压制格鲁派huáng帽系。而到了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哲蚌寺住持索南嘉措重振雄风，在青海会见了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蒙古俺答汗。俺答汗赠其“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正是从这时开始，格鲁派索南嘉措的活佛转世系统开始出现“达赖喇嘛”之称。
透过俺答汗，索南嘉措上书申请与大明王朝建立贡赐关系。明廷反响积极，派官员授他为“朵儿只唱”（即俺答汗所授尊号中“瓦齐尔达喇”的藏语音译，蒙语为“金刚持”之意）。由此，明政府文件中开始以“答赖”（达赖）称呼索南嘉措。他死后，格鲁派追认宗喀巴弟子根敦主巴为第一世达赖，根敦主巴门徒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而身为根敦巴措弟子的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清朝日后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达赖册封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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