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莫尔先生对这个独特的xing格有了兴趣。起初，他喜欢于连的可笑，为的是开心取乐；很快，他觉得慢慢地纠正这年轻人看人看事的错误方式更有意义。“别的外省人来到巴黎对什么都赞不绝口，”侯爵想，“而这个外省人对什么都恨。他们有太多的做作，而他的却还不够，傻瓜们把他看成傻瓜。”
痛风病的发作因为冬季的严寒，一直拖着，持续了好几个月。
“有人喜欢漂亮的西班牙猎犬，”侯爵心想，“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小神甫却感到这么难为qíng呢？他与众不同。我把他当儿子看待，那又怎么样！有何不妥？这个怪念头，如果持续下去，我就在遗嘱中付出一粒值五百路易的钻石。”
侯爵一旦了解了他的被保护人的坚qiángxing格，就每天都派他去处理新的事务。
于连注意到，这位大贵人有时会对同一件事做出矛盾的决定，很害怕。
这可能给他带来严重的损害。于是，于连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登记簿，把他的决定写在上面，侯爵则签字画押。于连用了一个文书，由他把有关每件事的决定抄录在一个特殊的登记簿上。这个登记簿也抄录了所有的信件。
这个主意开始时好像荒唐之极，无聊之极。然而不出两个月，侯爵就感到了它的好处。于连建议他雇一个在银行家手下gān过的文书，把于连负责管理的那些田地的所有收入和支出记成复式帐。
这些措施使侯爵对自己的事务一目了然，甚至还能欣欣然进行了两、三次投机活动，而不必假手出面人，他们常常欺骗他。
“您自己拿三千法郎吧，”一天，他对年轻的助手说。
“先生，我的品行可能受到诽谤。”
“那您要怎么样？”侯爵生气地说。
“请您做一个决定，亲手写在登记簿上；这个决定写明给我三千法郎。况且，是彼拉神甫想到要记帐的。”侯爵带着德·蒙卡德侯爵听管家普瓦松先生报帐时的那种厌烦神色，写下了他的决定。
晚上，当于连穿上蓝礼服出现时，他们绝口不谈事务。侯爵的关怀使我们的主人公那一直痛苦着的自尊心感到那样地舒服，很快就不由自主地对这位可亲的老人生出一种眷恋之qíng。这并不是说，于连易动感qíng，如巴黎人所理解的那样；但于连并非没有心肝之人，自从老外科军医死后，还没有人像侯爵那样亲切地跟他说话。他惊奇地注意到，侯爵很有礼貌地照顾他的自尊心，而他在老外科军医那里却从未见过。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军医对他的十字勋章要比侯爵对他的蓝绶带更感到自豪。侯爵的父亲是一位大贵人。
一天早晨，于连着黑衣，为了谈事务来见侯爵，谈话结束时，侯爵很高兴，多留了他两个钟头，一定要把出面人刚从jiāo易所送来的钞票送几张给他。
“我希望，侯爵先生，求您允许我说句话而不至于让我背离我理应对您怀有的深深敬意。”
“说吧，我的朋友。”
“我拒绝这迹份礼物，望侯爵先生俯允。这礼物不该送给黑衣人，它会让您好心地容忍蓝衣人的种种态度蒙垢。”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看也不看一眼就走了。
这个举动使侯爵很开心。晚上，他讲给彼拉神甫听。
“有一件事我得向您承认了，我亲爱的神甫。我知道于连的出身，而且我允许您不为这段隐qíng保守秘密。”
“他今天早晨的态度是高贵的，”侯爵想，“而我要让他成为贵族。”
不久，侯爵终于可以出门了。
“到伦敦住上两个月，”他对于连说，“特别信使和其他信使会把我收到的信连同我的批语送给您。您写好回信，连同原信再给我送回来。我算了一下，要耽搁也不过五天工夫。”
在通往加来的大路上一站站地赶，于连觉得奇怪，让他去办的那些所谓事务都无关紧要。
于连是怀着怎样一种仇恨、近乎厌恶的感qíng踏上英国的土地的，我们就不去说了。我们知道他对波拿巴怀有狂热的激qíng。他把每个军官都看成哈得逊·洛爵士，他把每个大贵人都看成巴瑟斯特勒勋爵，圣赫勒拿岛上那些卑鄙的事就出于他的命令，他得到的酬报就是当了十年内阁大臣。
在伦敦，他终于知道了什么是贵族的自命不凡。他结识了几位年轻的俄国贵族，他们为他指点门径。
“您生来不凡，我亲爱的索莱尔，”他们对他说，“您天生一副冷脸，距现时的感觉千里之遥，我们用尽千方百计而终不可得。”
“您不理解您的时代，”科拉索夫亲王对他说，“您要永远和人们对您的期待背道而驰。我以名誉担保，这是时代的唯一宗教。勿疯狂，勿造作，因为人们期待于您的正是疯狂和造作，而那条格言也就实现不了了。”
有一天，菲茨－福尔克公爵请于连和科拉索夫亲王吃晚饭，他在客厅里大出风头。人们等了一个钟头。于连在二十个等待着的人当中的举止，至今驻伦敦大使馆的年轻秘书们还津津乐道，他的神态真是妙不可言。
他不顾他那些làngdàng朋友的反对，一定要去看望著名的菲利普·范恩，自洛克以降英国唯一的哲学家。他见他的时候，他正要结束第七年的监禁。“在这个国家里，贵族是不开玩笑的，”于连想；“而且，范恩已经声名扫地，备受诋毁……”
于连发现他jīng神饱满，贵族的狂怒消除了他的烦闷。“瞧，”于连走出监狱时对自己说，“这是我在英国看见的唯一的快活人。”
“对bào君最有用的观念是上帝的观念，”范恩曾对他说。
他的犬儒主义的体系的其余部分，我们略去不谈了。
他回来后，德·拉莫尔先生问：“您从英国给我带回什么有趣的思想？”……他不说话。“您带回什么思想了，有趣还是没有趣？”侯爵又急急问道。
“第一，”于连说，“最明智的英国人每天都有一个钟头是疯狂的；他有自杀这个魔鬼光顾，此为国家之神。
“第二，在英国上岸后，机智和才华都要贬值百分之二十。
“第三，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风景更美丽、更动人、更值得赞赏。”
“该我说了，”侯爵说，
“第一，为什么您要到俄国大使的舞会上去说法国有三十万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渴望战争？您以为这种话是国王们爱听的吗？”
“跟我们那些大外jiāo家们说话，真不知如何是好，”于连说，“他们动辄进行一本正经的讨论。如果说些报纸上的老生常谈，您就会被当成傻瓜。如果胆敢说些真实的、新鲜的东西，他们就会大吃一惊，不知回答什么好，而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他们会派大使馆一等秘书来对您说，您失礼了。”
“不坏，”侯爵笑着说。“尽管如此，我敢打赌，思想深刻者先生，您没有猜到您为什么去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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