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赶时髦的人都有一种“合群xing”。他们眼见得群体前进了，生怕跟不上，这才去赶。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宁说是“合群之心太切”，过于猴急而显得可笑，不够稳重而被人鄙夷。可见，赶时髦即便有什么“不是”，其错误也不在“时髦”，而在于“赶”。因为依照群体意识，要时髦，也得大家一起时髦，你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赶什么呢？
然而，时髦这玩意，不赶又是不行的。不赶，就会过时。一旦过时，再赶上去，不但讨不到什么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样，太赶，也是不行的。因为是时髦，就不会是“老一套”，总是新鲜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风险。如果还没弄清它是否会流行于时，就匆匆忙忙赶了上去，结果无人响应，岂非成了奇装异服，或奇装异服的跟屁虫？这就不能不预留后路。办法则是宣布自己不赶时髦，甚或视赶时髦为可鄙。结果，赶时髦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专一用于那些追新逐奇赶cháo流跟làng头，手忙脚乱变来变去的人。其实，中国人哪有不赶时髦的。想当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夜之间，全国到处都是huáng军装、红袖章，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时髦。
超前有风险，落伍遭耻笑，因此，中国人处理时尚问题，就有两条原则，也是两条古训，一条叫“变通以趋时”，一条叫“不为天下先”。
“变通以趋时”与“不为天下先”
先说“变通以趋时”。
中国人喜欢变吗？不好说。一方面，中国人最不喜欢变，最好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大家墨守成规，照葫芦画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变应万变”甚至“万变不离其宗”的说法。另方面，中国人又最善变。而且，有时变化之快，弯子转得之大，连自己都会吓一跳。比如，刚刚还骂过革命党的，一转眼辫子就盘到头顶上去了；前不久还自称“大老粗”并以“大老粗”为荣的，一转眼，就有了“大专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总之，当真要变，也可以变，而且说变就变，又哪有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
‘这就叫“变通以趋时”。也就是说，时代变了，服饰及其他方面，也要跟着变，否则就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便会落伍。严重一点的，则会丢了身家xing命。因为“时变”常常因于“政变”，“易服”往往意味着“易主”。大家都跟着去朝拜新皇帝、当新国民了，你自家一个人还穿着旧时冠服，便难免被视为“敌对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换件衣服变个发式的事qíng，为什么不跟着做？即便不是对抗，至少也是心里面闹别扭，背地里犯嘀咕。
这就不讨人喜欢，也“吃不开”。
所以中国又有一句古训，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说，时势变了，风头变了，大家都跟着变了，你也要尽快变过去，否则就会“背时”。背时就是倒霉，趋时才有甜头。关键要看什么东西“行时”。“行于时”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岂非犯傻？所以不变不行。尤其是服饰，就更得跟着变。你想，行头行头，如果不“行”（行时），还能叫“行头”么？
何况要变也不难。反正首先要变的，都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如服饰之类。骨子里的东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改头换面”不等于“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并不妨碍“我心依旧”的。
但是表面文章，却也不可不做。因为跟不跟，是“态度”问题；跟不跟得上，是“水平”问题。水平不高，无可指责；态度不对，便要整肃。所以时势变了，人们也会跟着变，至少在口头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头上和表面上变了，就不会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无从下手。因此一到时势大变，想顶也顶不住的时候，中国人也会敷衍敷衍。叫挂龙旗就挂龙旗，叫挂五色旗就挂五色旗，叫挂青天白日旗就挂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挂膏药旗就挂膏药旗。这也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随机应变，曲线救国，先存活下来再说。
当然也有真变的。近一百年中国的变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为最。显然，中国人并不一味地反对“变”，更不反对“趋时”，反对的只是某个个人的“超前”和“出头”。“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历史上那些带头搞改革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商鞅是被车裂了的。王安石虽然没有被车裂，名声却一直不好。再说带头也没什么好处。第一个吃螃蟹的虽然在理论上是英雄，可又有谁记得他是张三李四？
因此又有第二条原则，叫做“不为天下先”。
所谓“不为天下先”，不但是“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而且也“不为福先”。也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坏事固然不能带头gān，好处也不能得在前面，因为那会遭人嫉妒。一两个人嫉妒问题还不大，如遭众人嫉妒，那就要倒霉了。最好是“随大流”。既不用担风险，又不用费脑筋。就算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首恶必办”，“胁从”则可以“不问”。冲在最前面的人牺牲倒下之后，胜利的果实岂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
这正是群体意识的体现。在一种“群体至上”的文化中，个人总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群体qiáng，个人弱；群体力量大，个人能耐小；群体代表着正确方面，个人则难免要犯错误。所以，一个人，只有融入群体才“吃得开”，被称为“分子”的则往往“吃不开”，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戏言，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又“穷”又“臭”，就在于不幸而为“分子”之故。总之，变也好，不变也好，快变也好，慢变也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既要“随机应变”，又要“随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会有什么错误。如果居然“敢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烦可就大了。
正文 第二章 服饰 四 时尚问题 2
从上与从众
的确，“合群”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群”？“shòu三为群，人三为众”。shòu为群（如羊群），人为众（如民众），合起来就叫“群众”，也就是像羊一样跟着“牧羊人”（君）、跟着大家一起走的“人众”。于是，中国人的变通趋时，又有两条原则。一是“从上”，二是“从众”，——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最后变成三个人。
其实，时髦几乎从来就是“从上”的。“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历来如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审美风尚的形成往往源于上流社会的好恶与倡导。“一丛高鬓绿云光，宫样轻轻淡淡huáng，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王涯《宫词》）宫廷、豪门、都市，从来就是形成时尚、领导cháo流的“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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