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巴和中巴都是面包车。面包车其实是旅行车。只因为外形像只长方形的面包，便被叫做面包车。面包车如果用来做公共汽车，当然得叫"巴"。如果用来做出租车，就不能叫"巴"了，只能叫"的"，北京人管它叫"面的"。昵称"小面"。北京人喜欢"小面"，因为便宜，十块钱起步，能跑十公里，超过起步价每公里也只要一块钱，坐的人还多。不过现在北京已经没有"小面"了。再过若gān年，人们将不知"面的"为何物。
北京人的另一项发明是"板的"。"板的"其实就是平板三轮车，拉这车的则叫"板儿爷"。北京人爱用"爷"这个字，因此有钱的叫"款爷"，能说的叫"侃爷"，拉板车的当然就是"板儿爷"了。其实板儿爷并不是什么"爷"，正如"网虫"并不是什么"虫"。网虫就是迷恋因特网的人。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虫"（比如"书虫"）。整天想着上网，一上去就不肯下来的当然是"网虫"。于是，一个外来的"网络"加一个本地的"虫"，就构成了"网虫"。这就像一个外来的"的士"加一个本地的"板车"就构成了"板的"一样，都是北京人创造的当代方言。
北京人创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麻的"和"[火巴]的"。"麻的"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酒麻木"，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麻的"。"[火巴]的"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偏斗车"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兜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火巴]耳朵"，于是一致公认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火巴]耳朵车"。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火巴]的"了。
其实最爱搞"组装"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gān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睇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时穿的"恤衫"，电就是运动衣了。
把运动衣叫做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贴血"，现在也都叫T恤了。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拖肥"，上海话却叫"太妃"（太妃糖）；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牛油"，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白脱"。看来，外语登陆的地方不一样，译成中文也不同。因此，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外语与方言。
七、外语与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比如雪文、dòng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亚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同样，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国人）打jiāo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还是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人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还有"快巴"（fib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巴"写成"扒"，结果就弄出"快扒女裤"之类的笑话來。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she（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的确良是de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吋，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玩艺也未必凉快，又改成"的确良"。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硬币）、派司（pass，通行证）、切司（cheese，rǔ酪）、沙司（sauce，番茄汁）、配司（paste，番茄酱）、水门汀（cement，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罗宋汤"，西餐菜潜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top，而不再说"史到婆"。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然而还是有些外来词像盐溶入水里一样，化得不见痕迹了，比如"瘪三"和"阿飞"就是。瘪三和阿飞，一般都认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先生则指出它们是洋泾浜英语（见薛著《闲话上海》）。洋泾浜，在今上海延安东路一带，当年是huáng浦江的一条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既然是界河所在，便难免华洋混杂，jiāo易频繁的。那时与洋人打jiāo道的，有所谓洋行帮、生意帮、白相帮和码头帮。但不管是哪一帮，英语都不怎么地道（洋行帮水平最高，码头帮最差），都夹杂着上海话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产，也是典型的外语加方言。那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差不多都要和洋人jiāo往，连人力车夫一类的"苦力"也不例外，也就顾不上语音标准不标准，语法规范不规范。为了普及英语，更有好事者编出洋泾浜歌：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鱼沙。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账王八蛋风炉。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自家兄弟勃拉茶。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如果用上海话把这歌诀念一遍，保管洋泾浜味道十足。
洋泾浜如此这般一普及，有些词就变成了上海话，不再是英语了。比如英语管乞丐叫beg，管乞讨叫beg for，洋径浜则称作beg say，写成汉字就是"瘪三"。瘪，指容貌枯huánggān瘪；三，指衣食住三者全无。如果这人还买了件旧西装人模狗样地穿在身上裝阔气，便会被骂作"洋装瘪三"。阿飞则从英语fly来。美国人把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城市不良青年叫做苍蝇（fly），而fly的本义和常用意义是"飞"。吴语喜用"阿"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猫阿狗阿木林。就连那些印度锡克族警员都被称作"红头阿三"（英国人招呼警员常以I say开头，这些人又都头缠红布）。则fly当然也就是"阿飞"了。上海的阿飞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派更"洋气"，往往是些油头粉面穿着时髦的"小白脸"。同样，上海的瘪三也比国内其他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更为gān瘪枯瘦面目可憎。于是，阿飞和瘪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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