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头认罪”，
至少也做“低头认罪”状。再起码，沉默，不吭气，什么也不说，哪怕少说两句，总可以吧？然而顾准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而且还要大声说，当众说。194年
11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194年，在批判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锵有力地宣布：“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一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结果怎么样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因为他“态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是顾准不识好歹不知厉害吗？否。如果说“少年得志”时的顾准，确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尽了苦头并被整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对自己言行的严重后果应该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在他看来，真理和人格比ròu体更重要。
因此他决不肯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就是孤立吗？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吗？那好，于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
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哼！“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快翘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动权威”都紧紧夹着“尾巴”。不少人逢人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起码，也要穿得“朴素”点，“普通”一点，甚至衣衫褴缕，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gān校”，“罪行”最重的顾准，不但从不讨好任何人，还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烂衫时，身着西方绅士的背带裤，配西装背心，戴玳瑁眼镜，在众目睽睽之中昂首阔步，一脸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顾准的傲气、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敛。
顾准“出格”的事qíng还很多。“文革”初期，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时，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还要亲手贴到布告牌上，贴上后还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如此公然对抗运动，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没有一身正气一身傲骨一身虎胆，岂是做得出来的？
当然，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顾准也曾违心地写过“认罪jiāo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rǔ的。比方说，他可以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却断然不肯承认自己在劳动时“偷jian耍滑”。其实“偷jian耍滑”云云，原不过是“革命左派”为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胡乱找的借口；而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阶级牛争观念qiáng”，时时都在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这类批判会，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以谁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随心所yù，心血来cháo，无非显示“革命左派”有权任意处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来，“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人。说你“偷jian耍滑”，那还是轻的。然而顾准却认为这是对自已人格的极大侮rǔ，因为他一生做事认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偷jian”什么叫“耍滑”，凭于什么要认账？不认账，那就打。打也不认，那就再打。如是者二，一直打得顾准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但是，面对法西斯yín威，顾准却死活不认这个鸟罪。当“革命左派”揪住他，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服不服罪”时，顾准高高地昂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场的劳改队员和gān校人员，无不为之深深震撼。这就不是傲气，而是骨气了。正是这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使我们一想到顾准这两个字，就肃然起敬，心cháo难平。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顾准一身都是才华，而且都长在外面；一身都是骨头，而且也都长在外面。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条，便几乎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顾准却兼而有之。那么，他不受磨难谁受磨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四也有幸免于难的
其实，也并非所有像顾准这样既有才气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会落到他那种下场。
比如钱钟书。
钱钟书也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qíng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yù”、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qíng宣言。
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qíng”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qíng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钱钟书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qíng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cao”；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即便不是大大的面子，至少也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jiāo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láng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下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不畏缩惶惊，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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