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康生待遇稍好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qiáng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
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的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这显然是讽刺从
1949年到
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pào制新八股。
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六十
九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簇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人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态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xing孤傲、xing格怪僻了。
四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又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jiāo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1954年
5月
3日的“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花，这也是一种”时俗“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chūn也自雄”；张群组阁，他讥为jì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上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
1964年
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上了带有“遗嘱”xing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乖死，将就木矣”
,
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jiāo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xing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多少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qiáng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惯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cháo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
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当然，他们多半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当车”，“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
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jiāo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做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不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
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180
度的大转弯，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rǔ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qíng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籛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籛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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