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打，只看，也是可以的。因为看也是一种态度，一种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态度，而“身上有罪”或“心中有愧”的人，是连看也不敢看的。比方说，皇上要办一个大臣的罪，便会说：“你敢抬起头来看朕么？”跪在下面的大臣，则多半只会回答“不敢，臣罪该万死”，然后又磕下头去。所以，那些被审判或示众的罪人，是既不敢看执法官，也不敢看同案犯的。他们只能做“低头认罪”状。
显然，打和看，是两种证明自己“无罪”亦即“清白”的方式。当然，这种证明也不是无时无刻都有必要。倘若天下大治，举世太平，皇上是“圣主”，百姓是“良民”，也无妨相安无事，“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倘若天下大乱，盗贼蜂起，或者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比如在逛百农神殿），已不容置疑地预定了“我们中间有罪人”的前提，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到那有罪或被派定有罪的那个人那里，去寻找自己无罪的证明，甚或无端地去找出一个或几个“罪人”，来作这个证明。1957年是这样，19年也是这样。
于是，每到这时，中国人的抉择往往就只有两种：不是挺身而出去当义愤填膺的打手，便是站在边上去当无动于衷的看客。当然，也还有种可能，就是被当众揪出，去当被打被看的罪人。总之，打手、看客、罪人，只有这三种角色可供选择。不过当罪人并非qíng愿，也就不能算。能算的实在只有两种：要么去打，以证明自己有“善的正义”；要么去看，以证明自已无“罪的嫌疑”。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好人的便去打，那些不太害怕被看做是坏人的便去看。所以，“同案犯”
的相互揭发、指责、批判和殴打，有时可能会甚于他人，反倒是那些不相gān的人，会采取旁观的态度。但退场的可能xing，则几近乎零。
四有罪的与受罪的
其实，我们岂止不能退场，只怕就连不打不看都不行！因为不去打，也不看，不是“有罪”，便是“有愧”。
有愧，即默认有罪。
我们不能默认有罪。法利塞人能，是因为他们知道人人都有罪，你有我有全都有。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也就彼此彼此，老鸦不必笑猪黑。中国人既然已经预先设定人家都是好人，人人都很清白，六亿神州尽舜尧，谁要是默认有罪，岂非自外于群众，自绝于人民？
法利塞人能够默认有罪，还因为他们都承认（或被认为是承认）世界上除了具体的罪以外，还有一种抽象的罪，即原罪。原罪是人人都有的，认了也无妨。
中国人没有这种抽象的罪，就只有具体的罪。如果默认有罪，人家就会猜想和追问是什么罪。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下，比如在迦百农殿堂上，最大的可能当然就是和那妇人一样的罪：如她样yín乱，甚或就是她的jian夫。这个嫌疑谁敢背？难怪在中国传统社会，但凡有“捉jian”之事，打手和看客都非常之多，也非常起劲。当然，起劲的原因也不光是这一条。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对此有过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看。
同样，在“文革”中，在批判“三反分子”、“牛鬼蛇神”时，几乎不费什么气力，很容易地就弄到了人人上阵、个个都是批判家的地步。道理也很简单：你不上阵么？你不喊口号么？你不写大字报么？你不在这些“革命行动”中表现出“革命热qíng”和“革命义愤”么？那你就和他们一样，也是“三反分子”、“牛鬼蛇神”。
请问，在那种场合下，又有几个人敢于退场，能够退场呢？也许，还没来得及退场，就被当众揪出，和那妇人一起，去充当被打被看的角色了。
这样的风险，谁担得起？
看来，原罪还真是个好东西。至少，有了原罪，人就有了一个退路。因为了不起退回到那“原始罪恶状态”。即便退到那一步，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那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一种状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难怪西方人敢退场，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中国人就不同了。中国人没有原罪，也就没了退路。因为你既然原本无罪，那就不该有罪。这就正如在江湖上，如果你从未失手，那就次次不能失手；如果你不曾被杀，那就再也不能被杀。于是，你就必须不断地去拼，去杀人，不能因一时的“心慈手软”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同样，如果你是通过整治别人来证明自己“革命”的，那你就只能“继续革命”，继续整人。忏悔？忏悔什么？一旦忏悔，岂非承认自己有罪？那就不但现在不是人，连先前也不是人，一辈子不是人。难怪那些整人的人，那些“文化杀手”不愿意忏悔了。岂但不忏悔，而且往往是整过一回人的，下回还整人，一辈子整人。即便没有整人的气候环境了，也不会金盆洗手。一有风chuī糙动，马上重cao旧业，甚至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
这大约也是由不得自己的事。所以，江湖上，越是资格老、名气大、功夫好的侠，越是会感到自己“身小由己”。也所以，这些侠们会真诚地告诫自己的子弟或弟子，切切不可妄入江湖。因为一旦踏入江湖，就再也没有退出的可能。
但，身在江湖之外，就不必有退路么？
一般地说，江湖之外，风险当然要小得多。在通常的qíng况下，我们是不会感到“无路可退”的痛苦和可怕的。但这决不等于退路之于人，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事实上重要的并不在于有没有路可退，也不在于是否一定要退场，而在于有没有退场的权利。要不要行使这个权利，或有没有必要去行使它，是一回事；有没有这个权利，是另回事。因为所谓人生，原本就是由个个具体的“现场”而构成的“现实”。我们既然没有“原罪”作退路，也没有“来世”作归宿，那么，我们就只能生活在这一个个具体的“现场”中。当然，大多数现场并不可怕，也不难受，没有退场的必要。然而，谁也不能担保，我们就一定不会被身不由己地bī入某一特殊的现场。那么，届时我们又将如之何呢？
那就只能要么去打，要么去看。打，可能下不了手；看，可能看不下去。阻止打和看，又可能导致自己的被打和被看。剩下的两条路，大约也只有“赶紧溜出去”和“装做没看见”了。装不了糊涂的就溜，溜不出去的就装，都做不到就只好麻木。现在许多人以“恨铁不成钢”的心qíng痛斥中国知识分子在qiáng权和bào政面前的麻木，却很少有人想到这麻木也有一半是bī出来的。
其实麻木也不容易。在“文革”中，麻木，或曰“政治态度不鲜明”，也是要受批判的。这时，如果继续麻木，装疯卖傻，等着你的就只有批判会和疯人院了。躲起来也不行。因为“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正所谓“树yù静而风不止”。躲又躲不掉，逃又逃不脱，又没法昧着良心参加打和看，连“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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