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便在那个“读书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仍然有不少人在坚持读书。据我自己的体验，那决非因为读书有什么用，而仅仅是因为对书怀有一份难以割舍的爱。正是由于这样一份无法遏制难以隐忍的爱，使得许多读书人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千方百计大寻找自己心爱的书，而且一卷在手，便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爱，是不能qiáng迫的，也是无法泯灭的。因此，爱，才是读书唯一“正当”而“牢靠”的理由。既然如此，开卷又何必有益，何需有益？还不如说“开卷有趣”呢！
经不如史
的确，开卷不必有益，却不能无趣。
没错，读书并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不说能使贫者富，富者贵吧，好歹也能使人获得一种谋生的手段，比如去当孩子王、教书匠，或者在邮局门口摆个摊，替人代写家书或qíng书什么的。好一点，则能谋个官位，混个头衔，或者当一个“知本家”。在许多人看来，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要想吃香的喝辣的，穿得体面光鲜，就要付出代价。读书就是一种代价。因为是代价，所以是苦，叫“刻苦”。苦要战胜，所以要攻，叫“攻读”。当然，一旦发现得不偿失，读书并不能导致富贵，则“读书无用论”也就顺理成章。同样，由于读书被看做是“苦差事”，便总能找到逃避这苦差的“正当理由”，比方说，chūn来不是读书天。
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说，读书却是没有什么季节之分的，也不是苦差事。因此读书的另一条理由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但如果这话的意思，仍是要以读书为代价去谋取“艳福”，则仍是屁话！真正意义上的“书中自有颜如玉”，应该是读书有如恋爱。几日不读书，就像和热恋中的qíng人分开多时，别一日兮，如三秋兮！
恋人总是有魅力的，书也一样。
有魅力的书必定是有趣的，就像有魅力的恋人总会有几分可人之处一样。很少有人会和道学老爷冬烘先生谈恋爱，心甘qíng愿地做他们的qíng人，反倒是那些“坏小子”，没准更招人喜欢（正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同样，那些一本正经的书又有多少人真正爱读，一天不读就茶饭不香呢？没有。
实际上，前辈读书人对此早有说法，叫“经不如史”。也就是说，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读子，读子不如读集，或者不如读稗官笔记。
读经怎么就不如读史呢？大约也就是经书太一本正经的缘故吧？经，无疑是世界上最正经的书了，要不然怎么叫“经”？这就难免和趣味发生冲突，也让人一捧起来，就有头皮发麻的感觉。其实经书也未必都是没有趣味的。就说《诗经》，开卷便是谈qíng说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翻译为现代汉语，只怕和〈康定qíng歌》是一个调子，只不过一个先说“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另一个则先说“河水滔滔的洲中，两只啾啾的鸟”而已。至于“任你溜溜的求哟”，则是完全一样的。而所谓“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大约也可以翻译成“漂亮妞呀，我想死你了”，也和“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时候才能走进你的梦乡”没什么两样。
然而这趣味盎然的《关雎》一旦被解释为“后妃之德”，可就一点趣味也没有了。就算读出了趣味，也不敢有趣，只能硬着头皮去想大道理。可那两只鸟儿和治国平天下什么又有鸟相gān？这关雎成了“经”，实在是比成了“jīng”还糟。
何况经书中没意思的也不少。被东晋谢安十分看好的“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或“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之类就了无趣味，《左传》也要比《chūn秋》好读。难怪读经不如读史，也难怪古人有“《汉书》下酒”一说了。《汉书》
虽远不如《史记》，但好歹可以下酒，可见还是有点味道。其实，经不如史，也不奇怪。经，大体上是讲道理的，或被视为是讲道理的。史，则是讲故事的，或多少要讲些故事。讲故事的书总是比讲道理的书要好看些，虽然讲道理的书也可以写得很好看。
子，就是讲道理又比较好看的书，比如先秦诸子的著作。子书怎么会比史书更好看呢？大约因为史书多为官修，而子书多为私撰之故。站在官方立场，作者自觉责任重大，立言要谨慎，下笔如千斤，“一本正经”是免不了的了。站在民间立场，没有那么多顾忌，写书说话，不过“我要放屁”，反倒更有趣味，也更有个xing。如果是站在民间立场来修史（讲故事），那就比站在民间立场来讲道理还好看，因此读史竟不如读稗官笔记。
不过稗官笔记之类的东西，却不怎么靠得住。比如野史中说雍正皇帝系为吕留良之女吕四娘所杀，就很离谱，只能算是“戏说”。可惜“戏说”往往比认认真真地说好看，离谱的东西也总是比中规中矩的有市场。总之，越是一本正经，就越不好看，越是胡说八道，就越能吸引人。看来，在“读史不如读稗”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读稗官笔记不如读武侠小说，因为武侠小说最离谱。
比如金庸的小说就是野史把乾隆说成是海宁陈氏之子（陈怀《清史要略》），已是无稽之谈；在鲁迅先生看来，则还是阿
Qjīng神，——汉人打仗打不赢，就用
“掉包计”从满人手里夺回江山，“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花边文学？中秋二愿》）。这下好了！满人要是再欺负咱们汉人，那可真是“儿子打老子”了〕
金庸则还嫌不过瘾。他还要替乾隆皇帝整出个汉人亲弟弟陈家洛来。这陈家洛不但由“官宦子弟”而“落糙为寇”，还成了“反政府军”的总司令，和他的亲哥哥乾隆爷大唱对台戏（《书剑恩仇录》），岂非连一点谱都没有？然而这正是金庸先生的高明之处，或jīng明之处。他深知武侠小说原本不过是扯淡，真实不真实的并不打紧。扯得离谱一点，没准更有看头。那就gān脆放开了去胡扯。只要扯得看官们高兴，就是好东西。何况这亲兄弟一个是九五之尊的当今皇上，一个是làng迹大涯的江湖领袖；一个要“江山永固”，一个要“反清复明”，岂能没有冲突，没有戏剧xing？如此“大胆假设，胡乱求证”，把戏演得煞是好看，金庸先生真不愧为“一代名扯”。
可惜那些宝贝“金学家”们却不懂，偏要在金庸小说中挖掘“微言大义”，就像当年经学家们从《关雎》中看出了“后妃之德”一样。谢天谢地，幸亏他们只是在自己圈子里嚷嚷，没多少人当真。否则，“金学”变成了“经学”，金庸小说也非得被谋杀了不可。看来，为了不至于被谋杀，金庸和金庸们还得继续戏说和胡扯下去。
但问题也就来了。依照经不如史，史不如子，子不如稗，读稗官笔记不如读武侠小说的逻辑，岂非越是荒诞不经就越是趣味盎然，越是值得一读？读书读到这个份上，可真不知道是幸呢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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